安徽在中国城市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地位（2）

三、安徽地区丰富多样的资源物产和经济技术基础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物产丰盈是城市起源与发展必要的物质基础。安徽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是中国经济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先秦时期经济开发已处于较高水平，特别是水稻、小麦的 种植和青铜的冶炼在华夏文明占有重要位置。汉代安徽的冶铁、铸铜、漆器制造、造船等手工业和交通、商业与城市总体水平与规模大大超过东南沿海地区。隋唐至 北宋中期时期，江淮地区成为国家财赋重地。总体上看，先秦以来安徽的经济发展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大工山、金 牛洞等一大批古采冶铜遗址被发现，证明了安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采冶地之一，对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技术进步是影响城市 空间形态、结构、布局变化最活跃，也是最深刻的因素。夏代至战国时期，安徽的农业生产、水利兴修、青铜冶铸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秦汉时期炼钢、造船等在 全国占重要位置。隋唐宋元时期安徽在天文历算、光学、医学、农学以及圩田建造、纺织、矿冶、制瓷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文房四宝”制作和印刷术的 发展、突火枪的发明和应用等方面也有独到建树。明清时期安徽的科技成果遍及数学、天文学、物理学、植物学、医药学以及农田水利、机械制作、冶金、建筑、印 刷、染织等领域。安徽地区大量的科学技术成果，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转型。

四、安徽地区城市是中国城市多元化发展的缩影

安徽地形地貌复杂多变。不同的地貌类型组合为安徽城市的城址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孕育出平原、山地、丘陵及交通枢纽等不同类型城市。

从城市形成的动力机制及城市性质、结构、规模特点看，安徽城市既有显著的政治性特点，也有经济因素推动的明显轨迹。历史上既有相城、寿春、凤阳中都这样 的国都型城市，也有颖州、合肥、宛陵等府州郡城市和一大批县级城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完整的城市等级体系。从城市规模看，出现过寿春这样的特大型城 市。军事型城市有两宋时期的六安军、无为军、招信军、广德军等。秦汉时期的合肥和唐宋至明清时期的芜湖、安庆等是随商品经济繁荣发展而出现的商业城市。墉 桥和蚌埠则是伴随运河和铁路出现而诞生的城市类型。铜陵、马鞍山、淮南、淮北是以矿产资源为依托的工矿型城市。晚清民国时期外力的入侵，使安徽出现了芜湖 这样的通商口岸及租界城市类型。总体上看，中国不同类型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在安徽均有表现和反映。

文化基因是形成城市个性特色的重要因素。安徽文化的多元性特点，使各地城市的地域特色十分明显，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社会生活、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均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特点，这在全国各省区中是绝无仅有的。

五、安徽城市集中体现了农业文明时代城市经济落后的特征

农业文明时期，城市数量不多、规模不大，对农村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这一特点在安徽表现得尤其突出。尽管安徽在中国城市起源期占重要位置，但秦汉以来， 安徽城市在全国的地位不高，特别是缺少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城市，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在中国古代，西周以前黄河中游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于其它地区，因 而成为中国早期城邦式国家最发达、夏商周及春秋时期各大国最集中的地区。而安徽地区的许多方国规模较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逊于黄河中游地区，组织结构也 较简单原始，逐步为中原地区的强盛大国吞并，造成文明的断层。所以，安徽发达的聚落文明没有发展出宏大的城市文明。

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制，对城市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是国家得以集中全国的资源用于都城的大规模建设，从而造成了都城与其它城市发展的极大不平衡。在国家政治格局 演变过程中，安徽一直偏离于国家政治中心之外，加之明以前安徽总是分属于几个不同政权或不同行政区域管辖，并且这些政权或行政区域治所基本不在安徽，导致 安徽地区城市在国家资源的强制性分配中处于劣势，这是秦以后安徽一直没有出现规模较大都市的重要原因。

水旱灾害及历朝历代的战争兵祸是 导致安徽城市发展滞后的又一重要原因。先秦至北宋，安徽农业、工商业和城市发展水平一直优于东南沿海地区。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在这一过程中， 安徽却因水旱灾害频发及连年的战争兵祸，农业、工商业和城市多次遭受重创，在中国经济格局和城市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发生重大逆转，经济和城市发展逐步落后于 东南沿海地区。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近现代。直至上世纪中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及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安徽逐步走上经济 社会发展的快车道，安徽地区城市的经济基础、性质结构、形态布局、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涌现出一批中心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市圈和城市带初现雏形，安徽在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