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水稻”并不是真的“很超级”（2）

稻米育种期待从“量变”到“质变”

针对近日公众关注的安徽部分超级稻减产绝收问题，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14日表示，去年年景相对比较特殊，把品种抗性不足问题显露出来了，今后要加强品种的适应性评估。

一起普通的农作物病虫害事件却持续发酵，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至少该事件折射出我国在稻米生产中还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其一是我国小农面临的农作物保险缺失及赔付的复杂性。超级稻事件最初起源于农民所种水稻因为病虫害面临绝收压力，当农民所受损失被推到自然灾害原因时，农民就有可能因为这个无法抵抗的自然原因得不到任何赔付。于是乎，持续上访告状导致常规的病虫害事件逐步升级扩大。其实农民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他们每家所种粮田不多，按每亩纯收益几百元计算，每家损失也不会超过万元。这个数目对于城市居民来讲可能没什么，但对于小农来讲就很有可能是致命一击。事件发生地的安徽，农民的收入远不如邻省的浙江江苏，在我国属于比较贫困的一类。

这个困境并不是中国独有，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抵御风险的能力低一直是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们最关注的问题。对于突然出现困境的小农，如何及时地弥补他们的风险显得异常重要。而遗憾的是，农作物由于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一般的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提供相应的服务，小农购买商业保险的动力也不足。如果政策补助的保险没有或者没跟上，小农们就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如果此时相关公司能够及时给予适当的补偿，也不至于让事件一直持续地发酵下去。万亩农田，就算一亩赔付千元，数量也并不是难以承受，比起这次事件持续发酵所带来的品牌伤害，补偿的成本应该是可以忽视不计的。隆平高科此次危机事件的处理需要进行反思。

其二是超级稻的高产目标与目前国人对稻米的实际需求目标渐行渐远，过去片面追求产量的战略已进入死胡同。长期以来，我国由于有13亿人口的巨大高压，导致我国的农业生产战略基本上都是以数量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每年的多少连增，也基本上是统计数量。与此相对应的战略就是研究产量最大化的超级稻，产量越高就越好。这种发展战略，在温饱阶段确有必要。但我国目前正处于从温饱到小康阶段转变。至少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还没有发生过因为吃不饱饿死人的问题，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百姓吃好问题。而超级稻的超高产量其实是满足不了消费者吃好的需求的，因为从育种学来讲，如果追求产量最大化，其品质、抗性就难免要牺牲掉一些。太高的产量往往是用化肥给催起来了，其口感、品质差了不少。杂交稻的口感就比普通水稻差许多。

2014年到日本参观养鸡场时，发现他们养鸡场所用饲料居然是稻谷，日本的农民告诉我们说日本这些年稻米过剩，每亩产量600斤以下的稻谷才让人吃，超过600斤的就做饲料喂猪鸡了。这种做法虽然看似奢侈了些，但却不无道理。这也是日本大米虽然价格奇高，国人还是去追逐的主要原因。我国目前已有相当一批消费者对高品质的大米有需求，但目前的市场却无法提供或者远满足不了消费者对稻米品质的需求。

很遗憾的是，中国稻米优质化的道路还很漫长，短期内难以扭转。不仅仅目前稻米育种追求数量最大化，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目前各利益主体追求数量最大化的现状都难以改变。以优质五常大米为例，按黑龙江五常大米协会会长的估计，目前市场上真正的优质五常大米不足1%，也就是说市场上99%标示的五常大米实际上却是假货。消费者虽然付出了高价，但却买不到真货，劣币驱逐良币，长此以往，优质稻米就被逐出市场。而从生产者角度来看，我国稻农户均10亩地，数量极有限，不可能直接把稻米卖到城里。稻农生产的稻米出路有两条，要么卖给国有粮库，要么卖给粮贩子，而这两个收购者也基本上只按数量来收购，不会因为品质多给钱，优质优价在收购环节反映不出来。这种现状也刺激农民在生产过程中追求产量最大化，当然也喜欢购买高产量的超级稻来种植。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利益其实都没有得到满足。

此次超级稻事件反映出的这两个问题，短期内虽然难以解决好，但至少应该成为未来的政策发展目标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