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考改革 刻不容缓（3）

培训重价轻质或造成严重道路安全隐患，有地方探索学员自主预约考试

早在２０１１年颁布的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出，切实加快提升驾驶员培训等相关辅助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公安部相关负责人２０１４年也表示，将推动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改革。

许光建等专家指出，从现实看，我国驾培行业的服务水平距离居民要求还有差距：一些地方多年来驾校数量和教练车数量几乎没有增长。安徽省交通运输厅相关发展规划明确，到２０１５年，安徽省的驾校数量为１８０家，仅在２００９年基础上增加８家。

数据显示，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４年，上海市驾驶员培训机构的数量仅从１９４户增加到２０３户。“从国内外来看，驾驶员培训作为一项公共性的社会化服务应当保持微利运转，‘重价轻质’可能造成严重的道路安全隐患。”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认为，对于同城驾校集体提价，物价或备案部门有必要规范、判断是否存在价格联盟行为。

有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社会学车需求快速增长，由于驾校“行政审批制”重牌照发放轻事后监管，驾校的驾考教学质量和容量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个别地方审批环节的垄断，导致区域驾培行业远远供不应求，由此滋生出涨价和多种腐败空间。”施莉珏说。

近年来，已有湖北省咸宁市车辆管理所、安徽淮南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广东湛江市车辆管理所等地监管部门负责人因“驾考腐败”落马。法律人士表示，在新一轮驾考改革中，事前审批亟须走向事后监管，才能维护消费者权益，消除寻租和垄断行为。

记者了解到，近日四川、广东深圳等地打破了驾校对驾考的专营权，开始试点学员自主预约考试。一些消费者也呼吁，驾校改革中可逐步兼顾居民的“自学自考”需求。“对于通过协会协商、合谋集体涨价的行为也需严厉查处，只有在审批制度改革和公开透明的监管下，才能减少驾校的垄断空间。”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范剑勇说。

万元上驾校还要“贿”考才“过关”？

近年来，不知是人们收入增加还是汽车降价，哪个地方不是人多而是车多，参加驾考人数与日俱增，使各驾校学员爆满“红得很”，驾校教练学员排队学车候考“翘得很”，驾考成为许多地方车管所的一块“唐僧肉”，因此滋生各种违法乱纪现象。近段时间曝光的湛江市车管所原所长梁志雄受贿224600元，获刑10年，39名涉案考官主动上缴红包共计2100余万元就是典型的案例。今年春节过后，部分城市驾校学车价格突破万元。学费高涨之下，考驾照小本还有“贿”考才能“过关”吗？

一些考过驾照的人对送红包考试买“保险”得以轻松过关“潜规则”并不陌生，驾考学员向教练交红包，教练向考官交红包，考官为留任监考而向领导行贿交红包见惯不惊，当然受害的只能是处在最底层的驾考学员，是社会公众，破坏的是原本严肃的考试规则与公平公正，损害的是社会诚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