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考腐败之害不但在于影响公共服务正常运作,损害政府公信力,还在于破坏考试规则,不知放过了多少“马路杀手”,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严重隐患,害人害己害社会,自当受到严惩。然而驾考腐败的产生,原因固然在于部分工作人员罔顾法纪、以权谋私,却也与所谓“红包文化”不无相关,后者或是构成驾考腐败的社会土壤。
驾校“贿”考才能“过关”,很显然是以权谋私,也是严重的腐败行为,应当真刀动枪予以严惩,不给驾考腐败留下活动空间,更不能为驾考腐败活动添砖加瓦。再者如果所有学员都坚守原则不给考官送红包,就不会发生类似驾考腐败现象,驾考强行收红包、学员买“保险”过“四关”的现象就会自然停止。
【启示与思考】
驾考腐败的产生,原因固然在于部分工作人员罔顾法纪、以权谋私,却也与所谓“红包文化”不无相关,后者或是构成驾考腐败的社会土壤。
在我们身边,类似红包现象实在并不少见。譬如看病要给医生红包,办事要找关系送礼,做生意的也要看“上面有没有人”……对许多人来讲,制度规定不过是一张纸,关系和金钱才是“打通关”不可或缺的“两把刷子”。这既真实反映了当下法规和监督体系尚不健全、法治意识缺乏的一面,也足以表明,红包陋习的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
公民学车本应享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却因为人为压缩的驾校数量,导致了供求关系之间的失衡,被迫在极其有限的驾校面前,丧失了用脚投票的机会。驾校随意提高学车费用,却没有收到任何有效的价格监控,以至于呈现失控趋势。公众不通过驾校而直接申请驾驶许可的权利,总是在各种既得利益羁绊下难以落地。
驾校学费不能成为又一座“大山”,有关驾校管理的相关行政审批程序应进一步放开。如果行政主管部门不能革自己的命,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外在推动。比如,能否将驾考审批纳入新一轮行政审批改革的进程当中,明确规范其负面清单,为市场松绑,最终让驾考回归其应有的公共服务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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