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命脉与根基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问题提出了两个概念，值得我们深而思之。第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第二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所谓“根基”，是就民族当下的存身根据而言；所谓“命脉”，是就其对于中华民族生命续延的意义而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了一切具有文化属性的传统，而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经过学术净化处理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国学”，便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故一度又称“国学”为“国粹”。今民间“国学热”的兴起，所倡导的正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这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便是孔子所建立的经典文化体系。没有这个经典文化体系，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其“精神命脉”及“根基”的意义便在于此。

不妨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何以今日唯我中华独存？其原因便在于我们有孔子，有孔子建立的这个经典文化体系。要知道孔子时代的书写工具，主要是竹简。参照郭店楚简，编辑一部38000余字的《诗经》，如依简本《老子》的书写格式，最少需要1600多支竹简。若要编辑、整理《五经》，最少也需要十几万支竹简。这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这工程，既没有稿酬，又没有政府支持，还要付出巨大的财力物力。一生受尽颠簸之苦的老人，垂暮之年何以要做此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的工作呢？原因就在于孔子有一个巨大的信念，这就是“保护命脉，承传文明”。

经过千百年历史积累的华夏文明，到周朝发展为一种高度的文明形态，这就是被孔子称作“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制度。但这种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遇到了中断的危机。这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华夏集团内部的礼崩乐坏，二是四夷野蛮文化的冲击。

春秋时代的中原诸国，本当是千百年积累而成的华夏文明成果的继承者，然而随着周天子的失统，原先维系社会秩序的礼乐制度开始崩溃，文王、周公所倡导的以道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失去了其权威性。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贵族们更看重的是实际利益，所追求的是更高一级的享受。因此僭越行为无处不在。卫州吁弑其君完，宋人弑其君杵臼，赵穿弑其君夷皋，楚世子商臣弑其父頵，蔡太子般弑其父固……臣弑君、子弑父的非人道行为频频发生。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鲁季氏本为大夫，却以天子的派头，八佾舞于庭；《雍》本是天子彻祭用的乐，而鲁仲孙、叔孙、季孙三家都在抢着用；屏风本是国君府上才有的建置，现在大夫家如管仲也有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为当时最普遍的现象。这一切的越规行为，都是对传统礼乐文明的破坏性冲击。

其次，四夷交侵，更使华夏出现中断之危。孔子在其大著《春秋》一书中，曾以惊惧之笔记录了“春秋四夷交侵史”。《公羊传·僖公四年》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晋江统《徙戎论》亦曰：“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鄋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晋书》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0页）

面对这一现实，以承传文明为己任的孔子，为挽救千古文明成果于不坠，罄其力以整理尧舜以来代表文化正脉的文化典籍，建立了五经经典文化体系，并在儒家学派内世代相传。正是这个经典文化体系，成了中华民族赖以存在的命脉与根基。在汉代，这一文化体系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为全民族所接受。由此以降，无论哪个民族，要想在中原建立政权，被中国人所接受，就必须首先接受这个经典文化体系。匈奴人、鲜卑人、金人、蒙古人、满族人，无一不是如此。元儒郝经曾言：“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陵川集》卷三十七《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中国之道”就是指五经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之道。这些民族接受了“中国之道”，自己的文化却作为某些元素融入了中国文化系统中。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血统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这文化的核心便是孔子所建立的经典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