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文化与文化长征（3）

4、长征文化与强军文化

从今天的角度看，长征是一次精神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的历史事件。长征文化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强军文化提供了重要参照。

长征为强军文化提供了这样一个真理：信仰永远是一支军队战斗力的核心支撑。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小战士，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他们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他们激情万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每一个红军所认同的社会理想牺牲生命。他们用青春和鲜血证明，在人类历史上，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胜利者无疑属于高举信仰旗帜的那一方。为此，留守后方的陈毅同志在九死一生的艰苦转战中，写下了“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的豪迈诗句；而戴着10斤重的铁镣被国民党枪杀在南昌城外一口小水井边的共产党人方志敏，留给我们却是对于新中国这样的向往：“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行军中掉队的女红军，为了追赶部队不得不跟着敌人的队伍走，因为她知道，敌人追到哪里红军必定在那里。等她终于看见了小河边丛林中闪出了的一角红时，她扑入河水中奋力向红旗游去，敌人疯狂地朝她开枪，河水淹没头顶的时刻她的手臂依然朝着红旗的方向高举着。在茫茫草地中担任收容任务的部队，收到一个特殊的命令：遇到那些倒下的官兵时，一定要掀开盖在他们脸上的草看一看，因为这些负伤、生病或是饿得走不动的红军官兵，往往为了不拖累队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到来前用草把自己的脸盖上。

因为付出了太多的牺牲，因为在难以承载的牺牲中始终保有理想和信念，所以，长征中的一切艰难险阻皆成为一种锻造，锻造出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伟大精神。物质和精神是认识生命过程中两个互相依存但又处于不同空间的要素。前者是须臾的，后者是永恒的；前者是脆弱的，后者是坚实的；前者是杂芜的，后者是纯净的。支撑生命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文明的兴衰。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一个没有精神的人，是心灵荒寂的人；一个没有伟大精神支撑的民族，是一个前程黯淡的民族，因为他将无从获得并保有创造历史前进的伟力。精神的质量可以改变个人与世界的命运。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毛泽东所指，不仅仅是部队官兵的识字问题，而是在信仰确立和价值观的高度上，锻造出一支军队代代相承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必须深入到每一位官兵的骨髓之中，成为建设一支强大人民军队的牢固基础。

毫无疑问，强军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应是人民军队信仰的坚定。当代军人就其所担负的责任和使命来讲，信仰的缺失无论对个人还是集体都危险到足以致命。军人必须面对忠诚与背叛、荣誉与耻辱、勇敢与胆怯、坚强与懦弱、屈辱求生与慷慨赴死等灵魂的拷问，这是军人在其军事生涯无法逃避的。当代军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军队的成员必须绝对忠诚，绝不容许信仰的背叛，绝不容忍灵魂的出卖。革命军人无论在目标上还是价值上，哪怕有半点含糊、虚无苍白，都将使一支军队在和平时期军心涣散、在战时丢盔卸甲。

长征为强军文化提供了这样一个理念：崇尚革命英雄主义永远是人民军队的精神追求。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20岁，14岁至18岁的战士至少占40％。在长征征途上，武器简陋的红军所面对的往往是装备了飞机大炮且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和不畏牺牲举世无双。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1名红军牺牲。大渡河上，数根铁索横在激流之上，桥对岸是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川军认为能沿着铁索桥过来的人除非会飞。但是红军勇士就是在枪林弹雨中从铁索桥上冲了过去，以至桥对岸的敌人面对红军勇士的英雄气概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世间还有什么人能像红军一样如此发起冲击。在惨烈的湘江战役中，负责阻击的红34师在完成任务后陷入重围，官兵大部分牺牲，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国民党军士兵奉命用担架把这位红军师长抬到长沙城示众。在崎岖的田埂上，抬担架的国民党军士兵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脚下一滑，原来陈师长将自己腹部的伤口撕开把肠子掏出来扭断了。宁死不屈的红军师长陈树湘那年才29岁。敌人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长沙小东门的城墙上。陈师长是长沙人，参加过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他多病的母亲和瘦弱的妻子就住在那颗头颅前面那条名叫瓦屋的街上。红军师长陈树湘用这种方式回到了他的亲人身边。

强军文化，最终铸造的是人民军队的铁血精神。人类战争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一支崇尚英雄主义的军队定是一支敢打必胜的军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崇尚英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宝贵品格。军人生来是打仗的，打仗就必须面对生死考验。优秀的军人必须血性偾张，舍生忘死，追求血染的军人风采。军队排斥畏缩不前的懦弱，鄙视贪生怕死的胆怯。军人渴望用鲜血和生命赢得凯旋之欢呼，没有对胜利功勋的渴望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军人。军人绝不能筋骨酥软，绝不能脑满肠肥，绝不能纸醉金迷。当代中国军人必须扪心自问：一旦祖国和人民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我们能否像前辈一样让人民军队优秀的精神于历史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荣光？

长征为强军文化提供了这样一个认知：一支军队只有拥有集体性的无私无畏品质，才能百战百胜，一往无前。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队伍：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他们每一个人，自加入红军起便情同手足，生死相依。他们没有私人财产的概念，一位战友负伤后必须留在当地百姓家，临别前官兵们都把自己积存的仅有的铜板塞在伤员的被子里，他们希望革命胜利后战友不但活着而且还能找到他。长征过草地时，队伍中有过一个名叫“试吃小组”的特殊党组织。因为一些官兵吃了不知名的野菜中毒死亡，党员们便组成了这样一个临时小组，每当发现一种不认识的野菜后，经过党员“试吃小组”的试吃，其他官兵才能吃。无法得知那些为了集体的生存而中毒牺牲的党员姓何名谁，他们死的时候无一不是面部乌黑，嘴角流血，只有手里攥着的野菜如警示牌一般显眼——关于野菜的小小往事似乎无法载入革命史册，但这些普通的共产党人的高贵灵魂同样顶天立地，光耀人寰。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红二方面军18师师长张振坤提出了“交公粮”的建议。所谓“交公粮”，就是每个人把携带的干粮或者其他可以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所有的人平均分配。张振坤向红军官兵强调的理由是：“革命不是一个人能干成功的。”这是草地中最艰苦的时刻，身边随时都有人倒下去，一粒粮食比金子都宝贵。张振坤在地上铺块雨布，首先把自己的干粮全倒在上面，红军官兵们都跟着他这样做了。然后，张振坤拿着个小碗叫名字，全师每个官兵都分到了一份。分配的时候，张振坤听见有战士说：“要是能抽上口烟，就不会感到那么饿啦。”张振坤放下小碗骑马走了，一会儿他带回来一小袋子烟叶，说：“这是贺老总交的‘公粮’，他的烟我要来了一大半。”38岁的红军师长张振坤后来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国民党军杀害于上饶集中营。

多少个夜幕降临的时分，刚刚突围而出的红军官兵们围坐在篝火边，没有悲伤，没有绝望，他们烤着衣服，分吃着仅有的几块番薯，然后唱歌：“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人民拥护真真多。红军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在诺大国土上的偏僻一隅，燃烧的篝火向着夜空腾起璀璨的火焰，这个时刻，红军官兵们仿佛是一群悟透人生真谛的智者，火光照耀着他们年轻而纯真的面孔——无论是对一段历史还是一段人生来讲，快乐是什么？谁能透彻地解释这个夜晚红军官兵的歌声为何嘹亮，快乐从何萌生？

强军文化，说到底是净化官兵的心灵，提纯军队精神质量的保障。人类历史上，尚不存在道德堕落、精神萎靡的军队能够克服艰险、战胜顽敌的先例。军人心底的芜杂与纯净决定着战斗力的强弱，军队集体性的道德质量决定着一个民族的荣耻兴衰。人民军队不是有限公司，不是娱乐团体，不是炫富俱乐部，不是商品交易所，更不是官权游戏场。人民军队是执行特殊任务的武装团体，其成员必须是特殊材料的人。人民军队绝不容忍唯利是图的现象存在，投机者、敛财者、苟且者、谋利者混入其间是人民军队的奇耻大辱。军人比任何一种职业都需要物我两忘品质的高纯度，革命军人的心灵世界不能受任何杂质污染，因为生死面前卑下与高尚仅仅是须臾片刻间的抉择。为此，军人应该知道你的光荣是这支军队胜利凯旋的关键，你的耻辱也将让你的集体甚至你的祖国蒙羞——原因很简单：你是一名军人。

从长征文化到强军文化，让我们更加清晰看到，“打造强军文化”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长征”。

5、读懂“长征文化”，肩负起“文化长征”的时代使命

这就是作为当代军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有理由读懂“长征文化”的原因：读懂了长征，就会知道人类精神中的不屈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就会知道生命为什么历经苦难与艰险依然能够拥有快乐和自信，就会知道当一个人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天地将会多么广阔，生命将会何等光荣。

这也就是我们必须肩负起“文化长征”时代使命的原因：人民养育的军队，绝不可辜负人民的养育之恩。居安思危，我们距离战争并不遥远。在未来战争中，中国军队必须英勇无畏地为祖国而战，为人民而战，为荣誉而战，为胜利而战！中国军队必须战之必胜，攻之必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