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解体看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危害性（2）

二、新自由主义瘟疫是如何从各个方面影响苏联共产党的

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共产党就受到了包括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但到了1984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侵入到苏共领导层。在诸多错误思潮中，以新自由主义对苏共影响最为严重，也最为直接，新自由主义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苏联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的新自由主义者公然放弃马列主义作为苏共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转而把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放弃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戈尔巴乔夫大肆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模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无视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大谈“人道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原则的妥协，“任性地”地推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其实就在政治路线上宣告了苏联当时进行的所谓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在向资本主义蜕变。这种改旗易帜的改革，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政治思想准备。

2.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是苏联共产党在政治制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严重影响的表现。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内新自由主义者先是把权力中心从党的组织转移到苏维埃，取消了党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直接领导，使苏共由“领导核心”变成“政治先锋队”。同时鼓吹“党的民主化”，要求苏共完全沦为资产阶级议会党，还美其名曰“自治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1990年3月，苏联人代会修改了宪法第六条，正式取消党的法定领导地位，确定了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和总统制。在“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口号的鼓动下，开始实行多党制，大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被召唤和集合起来，组成3万多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非正式组织和党派。在取消宪法第六条和实行多党制后仅一年，联盟一级政党出现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达5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推动苏联亡党亡国的政治力量。由此看出，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使得苏联共产党完全丧失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权利，是苏共垮台最直接的原因，新自由主义拥戴势力替苏共掘墓是不遗余力的。苏联共产党放弃对国家的领导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政治制度的准备。

3.提拔重用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干部，是苏联共产党组织路线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苏共垮台同它在组织路线中的一系列错误是分不开的，这种错误主要是干部选拔任用上以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代替体现民主集中原则的选举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的任命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基本上抛弃了民主集中制，任人唯亲；更为严重的是，对干部的政治甄别工作形同虚设。这种违背马列主义组织原则的干部路线，使得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敌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政权的新自由主义者被任命到党的最高领导层，这是导致苏共从内部被攻破、最终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前提。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彻底打开苏共的组织大门，使得更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混入党组织内部，并在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中占据重要岗位，为了减少推动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阻力，像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人都为埋葬苏联立下了“盖世奇功”。因此，提拔重用新自由主义者为苏联解体打下了组织基础。

4.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搞所谓的“军队国家化”，是苏共在军队建设方面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所谓的军队改革。对军队的改革从削减军费开始，进而对其使命任务和体制编制进行调整，撤销总政治部、政工机关，清理政工干部，并用法律形式剥夺苏共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苏共从组织上放弃对军队领导的直接后果是，“一个人可以拉走一支部队”，军队在国家危难关头倒戈。

历史真是让人无限感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近20万布尔什维克党员领导不足3万人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拥有200多万党员的苏共领导人民和红军，战胜了德国法西斯；70多年后，拥有近2000万党员和530万军队的苏联共产党却在新自由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自我否定、自我缴械，丧失政权、亡党亡国。苏共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搞所谓的“军队国家化”，为苏联解体奠定了军事基础。这也是苏联垮台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5.实行动摇和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经济改革”，是苏共在经济建设上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苏联一大批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打着“市场至上”的旗号，刻意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模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鼓吹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经济”转变。他们从极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角度，为最广大的苏联人民群众论证了实行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们大肆鼓吹经济状况不佳的根本原因是公有制的垄断；他们恶毒地妖魔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将其斥之为“僵化的”经济体制。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造成了苏联经济思想的混乱。在戈尔巴乔夫等政治力量和这些别有用心的舆论的影响下，苏共领导集团完全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以之作为“经济改革”的行动指南，接受新自由主义的“500天计划”，推行“经济改革”，在苏联掀起了“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浪潮。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由经济界的新自由主义者沙塔林等13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在俄联邦的“500天计划”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全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该计划提出，经济改革的根本原则是实现所有制“非国家化”和“私有化”。非国家化应当具有综合性，同时包括大型工业企业、中小型工商业企业、服务领域。要把大型国营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除了股份化之外，还采取其他种种形式使财产非国家化：一次性赎买，以分期付款办法赊销，先租赁后赎买，外国投资。使小型商业企业、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业私有化。转让（变卖）部分住房和地块，使之成为公民的财产。他们主张，从国家拿出可能拿出的一切，归还给人民。在把经济改革红利分给人民群众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大肆兜售私有制。叶利钦在答记者问时说：“我坚决主张增加私有制，大力发展私有制。”“500天计划”的起草者沙塔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头脑中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就是要实行财产私有、企业经营自由、实行市场经济。”

此时，苏联的“经济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蓄意引导下，对几代人为之奋斗了70年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颠覆。加拿大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莱博维茨说：“当苏共党内的主导势力更多地趋向于遵从资本主义逻辑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定走向终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彻底颠覆了社会主义经济，直接地在经济基础上促使了苏联的解体。

6.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是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把意识形态工作交给他的“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等人，使得这个极端重要的领域始终由新自由主义势力掌握。戈尔巴乔夫与这些人的思想不谋而合，先是提出“意见多元化”，接着发展为“舆论多元化”，最后毫不掩饰地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只有这样，苏联才能由僵化变成自由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实质就是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让新自由主义思想占领这块极其重要的阵地。从此以后，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就理论混乱、舆论失控，报刊和新闻广播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专发反党文章，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专发反政府文章。同时，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浊潮中推波助澜，带头否定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1987年他应美国一家出版商的约请写作并出版《新思维》一书。《新思维》一方面美化资本主义，主张重新评价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丑化社会主义，主张根本改造社会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历史性妥协”。这样，苏联的思想理论彻底被搞乱了。当时，在苏联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世界社会主义中心变成了世界反社会主义的中心。最后，连西方媒体都承认苏联媒体反社会主义超过我们的宣传程度，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批判主义开始风行，刮起一阵阵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历史和苏联共产党党史的妖风。

7.对民族分裂势力妥协退让，是苏联共产党民族政策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由来已久。由于自斯大林开始，苏联长时期地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导致在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之间、各加盟共和国和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执行了一系列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民族政策，对打着“民族主义”幌子的民族分裂势力大唱“民族和解”的歪调，毫无原则地对分裂势力迁就妥协，一再退让，最终酿成了民族危机。带头闹独立的有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紧随其后，纷纷发表“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戈尔巴乔夫对这些独立宣言采取默认和纵容的态度。民族间的裂痕尽管发展到如此程度，但联盟的凝聚力在群众中仍未失去。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76%的人仍赞成保留苏联。可是，在同年12月，由叶利钦导演的俄、白、乌《别洛韦日协议》，不顾多数公民的意愿，宣告联盟已不复存在，直接导致联盟解体，民族分裂势力成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代理人”“完美地、创造性地”完成了西方势力交付的“历史使命”——从内部分化瓦解苏联。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痛心地说：“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