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贫困的百年实践和世界意义

中国反贫困的百年实践和世界意义

[中图分类号] D619; F12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11-0034-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在人类已经进入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贫困问题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已经基本消灭了绝对贫困的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相对贫困日益严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贫困现象并没有减轻,反而呈现了加剧的情况。以目前人类的生产能力,是足以消灭世界上的贫困现象的。深入分析中国百年以来的反贫困实践和成就,对于把握当前全球性贫困问题的实质,探索新的世界反贫困思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问题及其根源

宏观上看,在世界体系的不同地带,贫困问题具有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以相对贫困为主,而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以绝对贫困为主。

在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了自二战后以来大众相对贫困化的汹涌浪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10%左右的富人掌握了美国国家71%的财富。“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7月12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贫富差距呈显著扩大趋势。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5月,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2014年,占美国人口50%的低收入人口的人均年收入为16200美元,几乎与1980年持平;而同期占人口1%的高收入者人均年收入却增长了3倍,高收入阶层平均一年的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一辈子收入的总和。……从1978年到2015年,美国最大的350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增长了约940%,普通工人的薪酬则只增长了10%。”

一些欠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绝对贫困。在2017年整个世界大概有8.2亿人面临粮食短缺问题,有1.5亿名儿童(5岁以下)因饥饿问题而发育不良,这一数量占全球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世界欠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据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联合报告称,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人口到2030年仍可能在全世界4.12亿贫困人口中占3.77亿。中亚五国也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吉尔吉斯斯坦的贫困人口高达43.1%。截至目前,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贫困程度依然严重。中东、北非地区的贫困问题也因为政治冲突和战乱而日益严重。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贫困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要根源,即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支配着全球产业链、商业链和信用链的核心环节,在此基础上,金融资本通过操控定价权和地产金融、投机国债、制造和利用危机、支配货币发行权等途径建立起一个密网般的寄生性积累体制。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导致了制造业转移、工人失业和中产阶级的再度贫困化。当前美英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还在深入发展之中,对西方政治格局的变动正发挥着深远的影响。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原因更为复杂,但是,金融资本帝国及其代理人的统治,是导致这些国家贫困问题的根源。金融资本帝国支配了欠发达国家的龙头产业以及石油、矿山等资源,支配着这些国家的银行、国债和财政,并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形式的土地贵族、军事寡头、官僚买办等势力结合,调动、培植和巩固落后国家的寄生性的生产关系,阻碍着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是诸多欠发达国家社会贫困问题的根源。在这些国家,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但是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不足以引领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最重要的原因,是金融资本帝国和欠发达国家寄生性集团的联合统治阻碍了后发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近代中国的深度社会贫困与反贫道路探索

金融资本帝国及其代理人的统治,是造成近代中国深度社会贫困的基本原因。第一,金融资本帝国支配了近代中国的关键经济资源。煤炭、矿山、铁路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例如,皖系军阀段祺瑞向日本借款,就以东北的金矿、森林,东北和山东的铁路,国家烟酒专卖利润等为担保。第二,金融资本帝国支配了近代中国的银行和金融体系。外国金融资本在中国设立银行,这些银行不仅经营存款汇款业务,而且进行商业投机、工业铁路矿山投资、高利贷贷款、发行纸币、操纵汇价等。在内外金融资本的统治下,恶性通货膨胀不断,民族工商业的正常经营条件遭到破坏,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剥夺。第三,金融资本帝国还支配了近代中国的关税和财政。从19世纪4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中国海关不能发挥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控制的重要工具。金融资本帝国还对近代中国进行财政勒索、索要赔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各得赔款800万两白银。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2.315亿两,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应支付的赔款额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近10亿两之巨。为了对外支付巨额赔款等,清政府不得不一方面向外国银行举借巨额外债,另一方面增加国内税收。在清朝最后几年里,除各种旧税被不断追加外,新税层出不穷,官吏中饱私囊,广大民众陷入贫困的深渊。第四,金融资本帝国利用和巩固了中国近代落后的生产关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即封建势力、官僚买办等,是落后生产关系的集中代表。袁世凯在河南彰德占有的土地超过4万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东北占地多达150万亩。地租剥削不仅侵占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侵占了他们相当一部分的必要劳动。在金融资本帝国及其所扶持的国内落后生产关系的束缚下,中国广大农村饥民遍地,民族工业经常面临破产境地,工人和城市居民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社会陷于大面积贫困境地。

消灭金融资本帝国及其代理人的统治,是解决近代中国深度社会贫困问题的基本途径。近代中国的诸多探索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撼动金融资本帝国及其代理人的统治。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又在相当大程度上恢复了封建主义政治体制;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不能认清帝国主义的实质,反而以是否信仰基督教为尺度来处理与西方人的关系。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在不触动金融资本帝国及其在中国的代理势力的前提下,单纯通过生产力的引进和吸取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维新派依靠光绪皇帝及帝党官员来推行变法主张,他们既不掌握实权和军队,更远离民众,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又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终以失败告终。在辛亥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满足农民对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反而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借口,去维护官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和财产;南京临时政府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混入革命营垒之中。某些中间党派、中间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的让步上,虽声称“以民主的方法争取民主,以合法的手段争取合法地位”,但还是遭到反动统治者的迫害。

在近代以来中国探索摆脱社会深度贫困的过程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 路和社会主义道路,才消灭了金融资本帝国及其代理人的统治,才提供了反贫困的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寄生性积累的生产关系被消灭掉,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得以进一步巩固。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其他经济成分也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发展,为从整体上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创造了条件。

新时代中国的减贫成就及世界意义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拥有巨大数量的贫困人口和自然资源相对紧张的条件下,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时代的中国减贫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承诺的兑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团结带领人民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如期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新时代的中国减贫成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长期努力的成果。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建设农村生产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以乡村卫生院和赤脚医生为代表的农村基层合作医疗体系,建立农村“五保户”和特困户救济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按劳分配,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截至1985年,我国贫困人口缩减到1.25亿人。 1986年,中国开始缩小扶贫计划的基本瞄准单位,从原来的区域级缩小到人口较为集中的县级,全国共确定国家贫困县331个,省级贫困县333个。1987年颁布的《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正式确立了开发式扶贫的指导思想,借助经济发展来摆脱贫困。1994年,国务院制定颁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从1994—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时间让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实现温饱。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的扶贫政策和方案瞄准到村级,确定14.8万个贫困村为整村推进重点村,实施以整村推进为主体,以产业化扶贫和劳动力转移培训为两翼的扶贫开发新模式,中国的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将脱贫攻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减贫责任体系正式建立,形成了省、市、县、乡、村5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的格局。在党的领导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发力,通过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恢复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模式,推动了中国减贫、脱贫目标的实现。

新时代的中国减贫成就是中国道路的制度能力的体现。新中国成立时, 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经济成分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重工业几乎是空白。1949—1978年,中国着手于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技突破,初步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工业产业体系不断发展,在联合国产业分类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中,中国具备全产业体系。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成就为解决贫困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经过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2588元,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新时代的中国减贫成就彰显了中国反贫困故事的世界意义。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等3位经济学家,表彰其在全球扶贫问题上使用的实验型方法减贫。以蚊帐为例,蚊帐在非洲地区能够有效预防蚊虫叮咬,进而预防疟疾,是一种低成本却可以挽救生命、减少生活成本、减轻贫困的方法。实验表明,与患过疟疾的儿童相比,未患过疟疾的儿童长大后每年的收入要多50%。通过对照实验发现,穷人对于蚊帐的价格非常敏感,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去领取免费发放的蚊帐并使用,但是当需要用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的补贴价格(约购买力平价0.75美元)购买时,穷人们对于蚊帐的需求已经趋向于零,也就谈不上使用,这一投资购买现状也同样体现在消毒剂、营养微量元素等方面。这个实验可以说明,贫困人口本身缺乏对健康预防投资的意识和基本能力,但如果充分发挥国家力量,政府免费发放蚊帐,提供消毒剂和微量元素,进行健康宣传,改变对穷人的政策,就会进一步消除贫困,提高贫困人口收入。这就是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反贫困故事。但是,关键不在于发现问题,而在于解决问题。很多欠发达国家所缺乏的,正是实现经济学家们所建议方案的经济实力和治理能力,更何况,上述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案,并不能触动产生贫困问题的真正根源,并不能真正解决结构性贫困的问题。比较起来,中国的减贫、脱贫才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故事,在其他国家减贫遇到困难的地方,恰恰凸显了中国故事的意义。

中国反贫困故事,不是一个设想,不是一个在社会边缘地带的个别实验,而是整体性脱贫。中国的反贫困故事,其实正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故事。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能利用市场的积极功能,又能解决西方自由主义制度框架下始终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即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剥夺性积累问题。在解决绝对贫困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设法解决相对贫困。相对贫困会成为未来扶贫工作的重要核心内容,而且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相对贫困在当下的西方世界正日益加剧,在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中,中国的反贫困故事将会更进一步彰显其世界意义。

总体来看,贫困问题是新自由主义试图遮蔽但又日益凸显、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是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结果。后发国家的绝对贫困,除自身的历史原因之外,还更多地来自金融资本帝国对后发国家金融贵族、土地贵族等寄生性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培植,更多地来自金融资本帝国对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阻碍。金融资本帝国的统治,也是导致近代中国深度社会贫困的主要原因。近代以来,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进行的道路探索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才提供了克服金融资本帝国统治的现实方案,才创造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制度前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减贫成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艰辛探索的结晶,是中国道路对当下世界难题的破解,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2-26.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N]. 人民日报, 2021-04-07.

[5]黄承伟.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历史意义与世界贡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

(作者简介:宋朝龙,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前线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郭源,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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