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健谈焦裕禄与杨善洲：我从骨子里想演（2）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

问：用权，是为官之“要”。焦裕禄、杨善洲一生都淡泊名利、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请您结合这两位楷模谈谈领导干部应该树立怎样的权力观。

李雪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困农家，后来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从农民成长为战士，从战士晋升为干部，变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劳动人民的本色。焦裕禄深知民间疾苦，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一定要还之于民，用之于民。他严守党纪党规，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亲属和他人谋取好处，亲自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坏规矩。焦裕禄的权力观就是为兰考人民办实事，为困难群众解忧难。

再说杨善洲，他兄弟姊妹6个，仅活下来2个，家里仍养不起，就把他托养给一位农村医生，在大亮山挖草药、卖草药，然后凑学费。解放后，国家分给他家十多亩地，还有房子和牲口，他非常感动，却不知道怎样来感谢共产党。后来他找到了报恩的方式，那就是把党交给他的每一项工作做好，让党满意、让群众满意。

在杨善洲的观念里，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应该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应当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常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不能用来办私事。”杨善洲妻儿户口在偏远农村，生活艰苦，按政策规定本可转为城镇户口。但身居领导岗位的杨善洲几次坚决推辞，把“农转非”指标留给其他同志。二女儿杨惠兰初中毕业后想去参加县里招工考试，因为农村户口不符合招工条件而失掉机会。杨善洲一辈子把“后门”关得紧紧的。然而，他为群众解决困难的“前门”却总是敞开的。他了解到有科技人员和农村老教师的家属在农村，生活困难，就主动帮助解决他们后顾之忧，为他们的家属办理了“农转非”。杨惠兰知道后，流着眼泪给他写了一封信，说：“爸爸你这么做，我们家里人都很理解，但是做你的亲人，做你的子女都挺不容易的。”杨善洲看了孩子的这一封信，一宿都没有睡，后来大病了一场。没办法啊！杨善洲说：“我发过誓，咱们都是为了老百姓，你还有书教啊，有多少人没书教，有多少孩子没学上啊。”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这句话是杨善洲在日记中的心声，更是他为官几十载对自己权力观的最好注解。

焦裕禄、杨善洲还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什么是对子女真正的爱。听听焦裕禄、杨善洲等这些优秀干部的子女们对父亲的评价：“父亲很贫穷，但是我们觉得他很‘富有’，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精神的金矿”“爸爸任何物质都没留给我们，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享用不尽的，我以能有这样的爸爸而骄傲”。

问：1990年，电影《焦裕禄》上映，社会反响强烈。然而，据说2011年电影《杨善洲》在放映之初票房并不高，大大出乎您的意料，是这样吗？

李雪健：1990年，电影《焦裕禄》开始放映，我跟着剧组跑遍全国，我们当时拍的时候，也就是说给党员干部看看，没想到得到老百姓那么大的欢迎。一开始还组织看，后来就不用组织了，很多人都是自己买票看第二遍的。有的县领导开着车去看的，看完以后都不好意思坐车了，让司机把车开走，自己走回去的。

《杨善洲》是2011年7月19日在全国公映的，那天我到昆明参加首映式，反响非常热烈。回到住地我就给我爱人打电话，挺想知道北京首映的情况。我爱人去了一家影城，《杨善洲》只在中午12点排了一场，观众只有三个，其中一个还是我爱人。过了两天，我儿子说一家位于繁华地段的影院晚上7点给《杨善洲》排了片，这回观众多了两个，有五个，但其中一个是我儿子。当时同期上映的是一个美国大片，叫《变形金刚3》，一天票房就破了亿，那部电影我后来看了，拍得非常好，我承认。但是你不能否认《杨善洲》拍得也不差。《变形金刚3》是美国发达国家的英雄主义，那么《杨善洲》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英雄主义，他的英雄主义就那么值钱，我们的英雄主义就那么不值钱？我挺别扭的。我们是主旋律的片子，美国大片不一样是在宣传他们的主旋律——英雄主义吗？我们却漠视自己国家的主旋律。

当然，后来情况逐渐好转。我有个朋友想带着孩子去看，孩子就是不愿意，我朋友就硬把孩子拉进了影院。看到一半，朋友给我发了条信息，说他孩子流泪了。我给他回了信息，说给你回信息的时候，我在流泪。

这个片子得了几个奖，我最看中的就是“大学生电影节”这个奖。我儿子说过，我这样的演员在年轻人心中“人气不旺”，但我上台领奖时，同学们的掌声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说，这个掌声不是给我的，是给老爷子的，是对杨善洲这个人物的认可和热爱。

在这个娱乐至上的风气之下，怎么来搞创作？我们要反思，只有把我们做的东西做得更好才行，得玩命。同时，搞文艺创作也要继承优秀的传统，忘记过去就是对历史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