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叱咤风云、功大于过的历史巨子（2）

5.中国共产党的前五届中央领导核心。从党的一大到五大，陈独秀都是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论当党的第一把手，毛泽东时间最长，但讲届数多少，则是陈独秀，前后五届。即使到了大革命失败前夕召开的党的五大，尽管对他有尖锐批评，但他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党的总书记还是非他莫属。在此期间，他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回击国民党右派进攻，维护了党的独立性；重视工人运动，是五卅运动的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者，并直接指挥了这场有巨大影响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伐进军的高潮中，亲自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党成立以后至大革命时期的许多重要决策及其取得的成就，无疑都与他的积极领导分不开。同后来的错误他应负责一样，这时的成就也有他的功劳。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50多人的小组织发展成拥有近6万党员的大政党，从那时起就具有初步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点，他也功不可没。

6.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家。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后来的许多认识正是以这时期的认识，包括错误的认识作为先导而积累形成的。同后继者是在探索一样，陈独秀对中国如何革命也在探索。既然是探索，就会有错误，如“二次革命论”；但也有若干积极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认识。如他为党的二大起草的《宣言》，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党的二大后，他提出“国民革命”思想，迅即为一切反帝反军阀的人们所接受，成为国共两党共同使用并响遍全国的口号。在党的三大后，他强调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劳动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最勇敢最急进的先锋”，若没有“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为他的认识有了变化，党的四大才能够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此外，他还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基本国情，试图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并将中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大环境中考察，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这对后来党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7.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敢于说“不”的领导人。从党的二大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此后两者就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无论正确与否，作为组织纪律都应当服从。共产国际对党的指导和影响是两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又有不正确的、乃至严重错误的。陈独秀在任时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有时并不完全赞同，但都是努力服从的。但到1927年6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开始明确提出不能同意和执行共产国际关于指望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在大革命失败后，当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将其责任完全归咎于陈独秀时，他更是坚决地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中国的问题，中国同志最了解，不能跑到外国去同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因而，多次拒绝邀请去莫斯科说明情况。就此而言，在那时都将共产国际指示奉若神明的党内氛围中，这种敢于说“不”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8.近现代革命史上有高昂民族气节的先贤。陈独秀从投身反对晚清腐败政府开始就遭到多次通缉。从领导五四运动开始直至抗战期间去世，他先后5次蹲监狱，既坐过北洋军阀的班房，也坐过国民党政府的大牢，共达5年多时间。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都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一生都对反动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不低头屈服。即使到晚年穷困潦倒，也不乞怜依附国民党政府当局。这种硬骨头精神，也会名留青史的。

三、晚年蹉跌的两大错误

陈独秀是个叱咤风云的悲剧人物。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功劳有如上述。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也没能超越历史，在晚年有两大主要错误。一条是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另一条是参与托陈取消派问题。

对这两大错误，目前陈独秀研究者的认识日趋一致，应当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

关于前者，2002年9月出版的党史一卷，将过去长期讲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了“右倾机会主义”。4年后，胡锦涛在2004年4月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又给予了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是到目前为止由党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新的定位，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好评。无论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错误（“左”倾也一样），都是党内路线是非问题，不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

关于后者，其是非也渐清楚。第一，这主要涉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过去将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扣以种种罪名。但历史早已翻过了这一页。这属于跨党、跨国之事，要与时俱进。目前俄罗斯人已很少提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甚至对托洛茨基的问题另有新说，也会对历史问题据实加以再认识。第二，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属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其看法有严重错误，也有派别活动，但更多地属于理论论争，不能因有这方面的错误而继续“定罪”。第三，陈独秀对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是有保留的。他是讲“二次革命论”的，托洛茨基鼓吹“一次革命论”，两者南辕北辙。对大革命后期的一些应对政策，他比较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特别是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他一个人来承担感到愤慨，并对托洛茨基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这是他参加“托派”的一个重要动因。对这个情况，不能不做具体分析。第四，将“托派”认定为“反革命”，这主要是在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到延安后，根据联共（布）反对托洛茨基的需要，不分青红皂白而作的处置。当时，确有“托派”反对抗战、有汉奸嫌疑的言论，但陈独秀却是主张抗战的，并撰文批评“托派”反对抗战的言论。他在1932年10月（15日）被捕入狱，是由于“托派”分子向国民党告密了才为特务逮捕的。他在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公开声明“已不属于任何党派”。这表明他与“托派”脱离了干系，因此不能老给他戴着“托派”这顶“帽子”。第五，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尽管具有分裂党的性质，但并没有做危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事情，没有里通外国的勾当。对陈独秀的分裂行为应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加以区别，两者的性质和情节不一样。张国焘是明目张胆地另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要当头；“托陈取消派”是一种不赞同当时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派别活动，并非要自立为共产党之“王”。张国焘在抗战开始后就跑到蒋介石那里去，拿国民党的津贴做事；而陈独秀拒领国民党津贴去另组新共产党，即使落魄江湖艰难度日，仍始终不与国民党为伍。就此而言，也不能与张国焘等同视之。

后来人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经过历史的沉淀，纵观陈独秀一生，我以为，对其做功大于过的肯定性评价，符合党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叱咤风云一巨子，辉煌蹉跌铁骨铮。这是我在写此文纪念党的90周年时，对党的这位主要创建者和革命家（尽管他晚年有严重错误）表示的敬意之情。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