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出去”要处理好四对关系

6月25日，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原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由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瞭望智库和北大国发院联合举办的“中国未来经济论坛”上，就“走出去”战略进行了阐述，他指出中国资本走出去不是重走西方资本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条自己的路，以下为发言摘要：

今天新华社、北大举办这么一个论坛，我想分几个部分来讲：第一方面，讲一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世界经济的态势如何。第二方面，讲讲中国“走出去”的优势和困难，也就是说困难和机遇。第三方面，讲讲怎么办，怎么处理好几个关系。

今年是中国经济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十三五的谋局开篇。所以深入思考、研究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发展动力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我想对于我们来定义，按照我们研讨会的题目是“重新定义未来中国”，非常重要。

先了解一下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后整个世界经济的态势。

大家知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新自由主义也好，华盛顿共识也好，这些西方主导的经济理论都信誉扫地，而且总体西方经济的复苏缓慢，失业严重，债务危机不断。有的人甚至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出现了系统性的、制度性的危机。比如说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年轻人提出来的1%和99%的矛盾，贫富差距的拉大等等。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比较顺利，我们发挥了道路和制度的优势，在全球化大潮中，市场和政府两手都运动的比较得当。2008年以来，我们为世界经济避免崩溃性的危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现在世界经济应该说进入了一个调整期，美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也开始调整国际经济的规则，他要修改规则。美国推进的两洋谈判，TPP和TTIP，把中国都排斥在外，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等方面要设置高的门槛，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这会影响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

同时，西方贸易保护主义也盛行，中国已经成为西方贸易救济调查最严重的国家，我们被调查反倾销也好，其他方面调查也好，中国遭受的困难最多。

当然，调整国际规则也不西方一家，我们也在调整，我们也希望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能够更加合理。大家可以看到从前几年开始，2013、2014年开始，中国推动建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这两个有点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在“一带一路”下面，我们又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

这些都是区域和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当然，我们说这是对世界银行的补充，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补充也罢，也是在修改，希望更好一些。

在国内，我们正在推行自贸区的建设。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以后，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福建、天津三个地方建立自贸区。所以国内现在有四大自贸区，有统一的负面清单。自贸区谈判在国际上我们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们和韩国自贸区谈判达成协议，和澳大利亚也达成了协议，跟东盟和其他国家的跨区域，或者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也在顺利推进。国际经济领域，围绕规则制定的博弈相当激烈。

同时，全球经济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以美国能源革命和全球智能制造为特征的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的回流，这是一方面。广大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承接为另一方面。对中国形成双向挤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地缘经济深刻变化，全球力量态势总的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情况下。中国能否走在新工业革命的前列是一个考验。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中国“走出去”优势和困难并存，面临更大的压力，也有更多的机遇。

中国“走出去”，除了制造业、装备这些产能的输出以外，现在也有技术和资本、资金的输出。我们走出去的优势，首先我觉得是经过改革开放30几年积累起来的成功的发展经验，这是经过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千锤百炼，体现出来的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制度的优势。也就是说中国的软实力其实是我们走出去的第一个优势。

其次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虽然还不是强国。有几个数字，201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就有22.8万亿元，占GDP的35.85%，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超过20%，居世界首位。也就是说，在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居世界第一。

我们经常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工业生产门类最齐全，那就是中国。中国什么都能生产，这一点连美国也自叹不如。我们在高铁、交通装备、通讯装备、电力装备、工程机械等领域已经形成了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群，联合国工发组织有一个统计，中国工业竞争力指数2012年已经升到全球第五位。

我们的困难在于国内面临稳增长、调结构的双重调整。国内进入了爬坡过槛的关键时刻。我们资源比较缺乏，唯一要靠发展制造业弥补资源的赤字，才有可能取得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以制造业的升级成功与否，将决定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否能够成功。我们必须从制造业的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