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蓉：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2）

所以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的第一个决议，就是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决议里边对这个错误思想还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思想上建党。党的组织和党的思想建设这个关系，可以说是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里边第一次把它说清楚了的，他说红军的党不在于单纯的增加工人成分。他这个是所有指，因为大家知道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它就是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说你这个党的党员的成分绝大部分应该是工人成分，才能够保证这个党的性质。

但是事实上在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人，尤其是到了大革命失败以后，红军去搞土地革命的时候，面临的绝大部分群众都是农民。那么就在农民群众巨大的汪洋大海中间，你怎么能够保证你的党员的性质，你要想在城市里边去发展工人党员，有没有可能呢？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个条件会非常艰苦，因为党的主要活动地方没有在大城市，大城市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那么你要在工人中间发展党员是非常秘密、非常艰难的。但是广大的农村不一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把这些村子占领了，建立起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对的也有一些小手工业者，也可以算到大的宏观的工人队伍，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农民。面对这种客观形势，毛泽东就讲，红军的党，它不在于单纯地增加工人成分，因为你没有这个客观条件，关键在于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因为你无产阶级政党，首先是思想上建党，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这个原则，那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说意思是什么，我虽然是在农村，我虽然面临广大农民群众，他们只要克服了他们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按照无产阶级的思想来要求自己，按照我们共产党的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符合党员的要求，他就可以加入，他就可以变成我们的党员，可以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这个非常重要。具体怎么克服呢？有哪些需要克服？毛泽东在纠正党的错误思想一五一十道来，关于进行党内思想教育，在决议中间做了非常详细地阐述，光是党内的教育材料，他就列了十种。哪些可以进行教育？他当时列的，有些是关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对经济社会的了解，客观实际的了解，这些都可以是教育的内容，但主要还有对基层群众的了解。所以毛泽东这个特点，你说党内的教育，当时在农村条件下，有多少马列的原著？像我们现在一样，你要去看去学马列主义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选集都有可能，但在当时的农村里面不可能，没有那么多条件，但是他也提出这个要求了。这些都是我们进行党员教育、党内教育的重要材料。但是党的方针政策也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按理说正确的应该是这样产生而来的，所以说上级的指示对当时的红军就非常的重要，要好好学习。

教育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总而言之，要通过这些理论的学习，实际情况的了解，克服我们红军中党内存在的这些错误思想。

这些思想的克服对于我们红军的建设就非常重要。所以说为什么后来把古田会议决议确定我们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可以说是第一个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这个纲领性文件体现在什么地方？首先就是思想建党，就是参加这个组织的这些成分，他原来的成分可能是青年学生，可能是大学教授，也可以是小手工业者、农民群众，但是他一旦进入这个党组织，入了党以后，思想上就要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来建设、来提高、来增强他的党性，这个意义就非常重大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也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决议里，非常明确地确定下来。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要重温古田会议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我们过去都以为就是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实际上随着后来文献资料的发掘，才发现古田会议决议实际上包括八个决议，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只是其中的第一个。因为它的内容特别重要、针对性特别强，所以之后文化大革命选老三篇，把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单独拎出来，因为之前毛泽东选集出版的时候，也是单独选的第一个决议。实际上，他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包括党内的教育问题，也是在古田会议决议里边，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作了阐述，后来我还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古田会议决议党内教育思想的分析和概述。

这个就说明在我们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来的过程中间，形势逼迫，环境逼迫，必须要从思想上想办法，光是一个组织建设不行。因为参加了组织了以后，还是有那么多叛徒，还有那么多的腐败分子，他入党的时候，在思想上他认为他达到了这个标准。后来我们经过严格的审查，又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候补期，候补期是什么意思？候补期为一年时间，先是候补党员，然后才给转为正式党员。实际上也是要给你一个沉淀的过程。你对党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对党的路线的贯彻，在这一年中做得怎么样。如果你在候补期间达到这个标准，按照这个目标来要求自己了，那么最后你成为正式党员；如果你在候补期出了问题，犯了问题，对不起取消你的候补资格，你以后还想入党，还得重头来，就是这么一个严格的过程。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确实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吸取，刚才讲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从1929年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几十年，人类社会在整个宇宙发展过程中间已经非常短促，人类发展过程中间党的这段90多年历史也是一瞬间，但是就在这些历史的瞬间中间，在我们共产党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间，就有很多思想建设的经验教训，刚才说了思想建党作为我们党的一个光荣传统，也是党成立以后逐渐形成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到了1929年，毛泽东提出建党建军的纲领。我们党还是有很多的不足，我们党自己也在犯错误，尤其是1931年以后，因为共产国际的影响，因为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得到了共产国际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因为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共产国际给你指导的正确你就正确，给你指导的错误你就错误。所以说在我们党的初期，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接着1931年到1935年王明又犯了左倾错误。什么时候纠正？就是遵义会议。当时红军在左的错误影响之下，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丢失，只能够进行战略转移，当时还没叫长征，后来走到路上才觉得我们走了那么远，应该叫长征。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间，大家都在思考为什么我们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守不住，为什么我们的红军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利，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没打赢？前几次都取得了胜利的。党的指导思想是不是有问题？大家都在开始思考，但是到遵义会议召开的时候，他还来不及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因为当时迫切的是解决作战的指挥权问题。过去大家知道，共产国际为了帮助中国革命，派了很多顾问来，其中有一个人叫李德，他当时是刘伯承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他打仗很有一套，他到中国来，博古等人不太懂军事，干脆就请教他。第五次反围剿主要就是李德在具体指挥，那最后遭到失败就赶快把他撤掉，大家都形成共识，首先把军事指挥权重新确立下来。所以说这样一来，在遵义会议上就完成了我们党在军事指挥权上的变化。毛泽东就回到了中央的领导岗位，确立了他在党和红军中间的领导地位。之前名义上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实际上党内一些左的领导人是排挤毛泽东的，这个时候到遵义会议，敌人围追堵截，非常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位子。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和红军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的召开挽救了党和红军。但是实际上思想的问题还顾不上，真正解决思想路线的问题，那也是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以后，有了陕北人民的支持，我们党才来开始思考思想路线上的问题。毛泽东就先后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实际上这个思想路线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我们党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要反对本本主义，这个是毛泽东在1930年5月份就写的一篇文章了，中国革命要靠马克思主义来做指导，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学的苏联，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

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们经常讲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那么这些理论都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的，但是怎么和你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提出来这个观点，就是实践出真知，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以实践为标准。那么这个思想他在《反对本本主义》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近代以来的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积贫积弱，一次又一次的挨打，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没有取得过胜利，什么时候取得成胜利呢？看见人家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那我们跟着他学，我们也把这个马克思主义接收过来。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接收过来以后，有些人就犯了教条主义，完全照搬这些正规战的理论。实际上中国当时的红军虽然也能打一些正规的战，但是实际上更多、更主要、更正确的应该是游击战争为主，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毛泽东跟朱德两个人已经创建了非常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这么一个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出发，我们红军能够生存发展的条件下，创立起来的理论。但是和这个教条主义不相吻合。

所以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有人就批评毛泽东，说你这个山沟里是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非常贬低毛泽东他们这些从实际出发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看不起他们这些人。他们这个教条因为是从苏联学回来的，很多人当时去苏联留过学，像我们现在说的海归派一样，趾高气扬，我们共产国际怎么说，我们的中国革命怎么说，我们的李德顾问怎么说，以他们的东西为准则，而不注意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所以这个就非常危险。

后来毛泽东写的这个《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实际经验加以阐述，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结晶，这个就非常重要了。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党为什么后来能够取得胜利，要树立正确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时候就慢慢的，毛泽东思想成熟了。

真正解决思想问题还在以后，因为马上面临全国抗战的爆发，那么党的主要精力，党的红军队伍都要纷纷地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是紧密相连的。首先要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完了以后，红军三大主力最后都到了陕北会师。当时真正的党员只有四、五万名，这几万名党员能不能够承担起领导我们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这个时候共产党是非常有理论自信的，毛泽东非常时期提出来我们共产党要成为民族的救星，我们要打日本，让人民群众接受我们，要发挥我们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那怎么发挥？光几万人肯定远远不够。所以说全国抗战爆发以后，首先共产党发展大量党员，因为这个时候有一个有利条件，国共第二次合作成功了，蒋介石发表申明，中央通讯社发表国共合作申明，共产党是处于一个比较合法的地位，也可以在国民统治区有一个活动，也可以公开，先是在武汉成立了一个长江局。

有了这些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以后，我们在武汉、在重庆、在桂林，包括在甘肃、在新疆、在其他很多地方都可以设立八路军的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很多时候都和当地的党组织是紧密结合的。比如说我们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就是一班人马两个牌子，哪两个牌子？还有一个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中央南局它还是秘密的组织，因为我们对国民党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就可以在国民党的区域里边办共产党的报纸，办共产党的杂志，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新华日报》，还有《解放杂志》。这个《新华日报》就可以随时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当时叫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以后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再后来还提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非常著名的三大口号就提出来了。我们党每次召开一些重要会议，党的主要活动通过报纸，都能够让我们的党员和其他的群众了解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党员数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很快就达到了七八十万，后来有一个统计，到了我们搞整风运动（1941年之前）的时候，全国已经有80多万党员。80多万的党员很多都是新党员，他们对党的纲领、主张，虽然了解一些，但是也没有经过系统地学习，怎么办？那有必要让他们加强这方面的学习。这个时候党内还有一些错误的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主要就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也是我们后来说的党八股。这样一来，中央也在思考，有了这一支七八十万的党员队伍了，怎么样加强思想建设，提高我们部队的战斗力。要增强党性，党员就得信党，就要进行认真地学习。这个学习是进行党的思想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实际上共产党早就重视党内的教育问题，我们现在知道的我们党内有各级党校，县一级的、市一级的、省一级的、中央的都有党校，主要是面对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群众，实际上办党校也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罗亦龙是我们熟悉的在大革命后期牺牲的烈士，他最早就在北方区委办党校，后来这个经验推广到其他省，湖南、湖北都办党校，都来培养党的干部，当时也不可能像现在有多么好的环境，哪怕是几个月的短期学习，给他们讲授一些党的最基本的理论和知识，这对思想武装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们的性质、我们的宗旨、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这个对于我们党员发挥作用，尤其对担负了一些重要职务的党员来讲就尤其重要。

党员的教育，一个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能不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能不能保证我们党的代表大会里边制定出来的纲领和任务完成，和党的队伍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说这个思想的建设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是我们讲的为什么要进行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就是因为从党的性质来讲，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民族的先锋队，宗旨为人民服务。怎么为人民服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在民族革命时期，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推翻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还有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要使我们民族繁荣昌盛，要使我们的人民共同富裕。这个任务现在还在继续进行，要承担这样的使命，就需要加强你的思想建设。同时也是因为我们有这么重要的使命，我们是这么一个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又面临这么艰巨的任务，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加强我们的思想建设，这个是我想给大家交流的第一个大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