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肯定中国抗战地位和作用

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眼中，“二战”的主角始终是美英苏，中国英勇抗击日本的行为和贡献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近十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中国在国际上引起的普遍关注，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在中国。原来，在西方，1939年9月发生的波兰战役一直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中国国内的世界史或二战史书写也大都跟着采用这一观点。然而，近年来西方学界自身首先出现了变化，不少学者认为二战实际上开始于中国。一说起于1931年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英国军事史家安东尼·比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将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作为战争的开端。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也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15年全球暴力冲突的开始。一说起于中国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认为，中国是第一个对抗轴心国的国家，早于英国和法国两年，早于美国四年。中国的全民族抗战，改变了东亚与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消耗了日本国力，改变了日本的“北进”计划，延缓了日军的“南下”步伐，为苏美英等盟国赢得了宝贵时间。因此，中国率先开辟的东亚战场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抵抗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开端。一说起于中国1937年的淞沪会战。在丹麦学者何铭生看来，淞沪会战是日俄战争以来亚洲最残酷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中日双方主力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作战，是现代“城市战”的开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名震世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场景为人所熟知，其实这样的场景早已出现在中国的淞沪会战中。所以，他将自己的著作副题定为“扬子江上的斯大林格勒”。

中国“二战”时就已经是“负责任的大国”。拉纳·米特教授指出，中国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而且还是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正是在那场战争中，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当前在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时候，国际社会应当记得“中国曾经是同盟国一员”，与美国、英国并肩作战，而不应总以冷战或威胁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当年的中国可以与盟国合作战胜共同的敌人；今天的中国更会以积极的姿态与各国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此外，国际社会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盟国的合作曾让全世界受益，而历史上的某种势力至今仍令世界不安。

毛泽东倡导的人民战争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美国学者罗纳德·斯佩克特的一个主要观点。日本学者盖特具体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发展壮大，在他看来，中共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依靠阶级的划分与联合解决了两大问题：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政治经济的重建。加拿大学者赖小刚指出，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大发展，固然得益于其在经济、财政、社会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中共充分利用战略空间，并与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国民党进行了切实的合作。拉纳·米特也从许多新的角度论及中共方面，他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展现了一个思想家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延安依靠坚决抵抗的策略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就像一座灯塔一样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凡是到过延安的外国人普遍感觉：“他们来到了另一个国家，正接触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最具凝聚力最有纪律性和最强势的抗日政权”。它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扩大，主要是实行了“三三制”和符合当地发展的政策。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说，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就在于打开了中共的胜利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