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2）

二、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探索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国际国内风云激荡、政治斗争纷繁复杂。南方局既处在统一战线的第一线，也置身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

在政治上，中共始终坚持抗战到底的主张，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政党制度、国家领导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进行了艰辛而成功的探索。“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胡乔木语）这是对中共在抗战大后方发挥的主要作用的中肯评价。

经济上，尽管中共在大后方并不直接从事经济建设，但在南方局专设有经济组，宣传中共的财经政策，搜集大后方的经济资料，从经济的角度开展对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厂矿内迁和新建，全国工商界知名人士云集重庆。南方局领导人通过参观、座谈、演讲、题词等方式宣传抗战形势和党的主张，支持他们为抗战而发展生产，为自身生存与官僚资本作斗争，促成他们思想转变和政治进步，使他们主动把民族经济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构筑抗战胜利的经济基础。

军事上，中共在大后方没有如敌后战场那样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但通过南方局及其军事组和公开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做了大量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提出了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张，把游击战争置于战略高度予以部署，在华南地区建立了庞大的游击武装，成为坚持华南抗战的中坚力量，也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重视和认可。从1939年2月起，国共两党合作在湖南衡山连续开办了三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派出叶剑英带领30多位干部担任教学等工作，周恩来到“游干班”亲自讲课，培养了3000多名游击干部，主要分配到南方各战区，领导游击战争。南方局军事组还为畅通两党两军联络渠道，改善双方关系，加强作战方案、战报、情报等信息联络，做了大量的工作。

文化上，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出现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繁荣发展的新高峰，这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与中共南方局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南方局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大后方文化运动。同时，充分运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三厅解散后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公开平台，团结和影响了许多文化团体和文化名人，组织“雾季公演”，产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在重庆、昆明、桂林、成都等中心城市形成了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进步文化运动，增强了全国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使以“抗战、团结、民主”为旗帜的抗战进步文化成为了大后方文化主流。南方局创造了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文化工作的宝贵经验，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创造了一系列难以企及的文化成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座高峰。

在对外交往上，中共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就提出了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的主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正式向全世界宣布确立与英美等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南方局作为党的秘密机关，没有与派驻在中国战时首都的各国外交使团建立官方关系的权力，但是仍然与若干外交使团建立起灵活的工作机制。而周恩来本人则凭借着超凡的个人魅力、温文尔雅的风度以及卓越的外交技巧，成为重庆外交圈备受尊敬的人物。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结盟，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成立的形势下，南方局在大后方秉持“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指导方针，促成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成为西方世界对抗日根据地的破冰之旅；促成了美国观察组进驻延安，揭开了中共与美国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序幕；促成了中共与美国签订《延安协定草案》、毛泽东与罗斯福通信，宣传了中共关于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各抗日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促成了中共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创设联合国的进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姿态进入国际外交视野，推动中共在全球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使大后方成为中共从黄土高原走向世界的起点。

在精神上，在八年艰苦的抗战岁月，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大后方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特点：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再次合作，体现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各党各派抗战到底，反对投降，体现了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广大人民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直面强敌的坚定、从容、坚韧和勇气，体现了“在艰苦受难中的英雄气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还创造了伟大的红岩精神，那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它是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展示和伟大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