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拨通俞老师电话时,直到响铃结束,也没有接听。我想,应该是有很多媒体或者个人在联系他。短信过去,说明情况后,再打电话就通了。俞老师很快安排了行程。
第二天一早,赶到位于汉口的武汉水上公安分局,在那里,他们救援队与公安分局有一个沟通会,他们常常救了人,但因为只是志愿者身份,有很多情况需要得到水上分局的帮助。很多时候,他们将落水者救起后要送医,要查看他们随身的身份证件,这些事,只有公安才能做,他们无能为力公局也一再询问他们还有没有什么要求,需不需要什么器材……
整个沟通过程,一直到最后,俞老师才发言。俞老师开始讲述救援中的种种细节,再由细节说到他希望得到的帮助。每份要求都合理而又细致。我当时很担心,俞老师如果也像今天的会议一样接受我的采访,那这个三分钟可能就麻烦了。
担心的事,终归还是发生了。俞老师邀请我到了他自己的翻译公司。一路上,倒了两次地铁,近一个小时的路程,俞老师讲到了他登喜马拉雅山,讲到了长江漂流,讲到了做西藏志愿者……还有很多,我有些记不太清了。
俞老师愿意谈论这些。但我开始更加担心。因为这些内容和每天打开的报纸上那些典型事迹一模一样。
开始录音和拍摄时。我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俞老师和在路上一样,娓娓道来,救援要注意什么,如何救援,水中救援要点等等。
如果再拍下去,就会成为一部溺水救援的科教片。我只得打断俞老师停下了。
我想,当年五十多岁的俞老师,为什么会忽然想去爬雪山?还是喜马拉雅。为什么会忽然成为志愿者,还是在西藏。为什么会突然去漂流……
太多疑问。但我也同时感觉到,如果直接发问,肯定很不礼貌,而且会伤人。我提议先吃饭。
这个时候,我才了解到,二十一岁,这是他儿子离开他的年龄。就是因为当时没有人会心肺复苏。去登喜马拉雅,是因为儿子和他最后的一次谈话,就是谈论8848米,他们在谈论那些登顶的人如何了不起。他说,他就想完成儿子的遗愿,登顶珠峰,然后在那个干净的地方,离天最近的地方,告诉儿子,他是如何爱他,想他……然后,他打算死在那里……
他说,直到,他在江边救起了第一个人,他们的感激让他醒悟,人生有很多不幸,自己有很多事要做。
他自此发起了救援队,一直到今天。
看着那些俞老师临近珠峰顶点的照片,看着他在雪峰顶上举着爱家人的字条,看着一张张被救者的照片……开始喜欢上这座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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