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精神”的哲学思考

“抗战精神”问题的提出、讨论与研究，无疑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它已经不是对抗战史某一个案的研究，如战役战斗、军事人物、战略战术、地域经济、文化等内容的“特殊性”单一性课题研究，它已经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上来，即认识论的层面，它是属于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普遍性”、一般性问题。所以，这必然会推动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一、“抗战精神”概念的本质与界定

人类战争史表明，战争的胜负，不但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战争性质等诸条件，同时也取决于这个国家民族的意志和精神，以及战争指导能动性(即智慧)的优劣。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斗争史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辉煌的民族解放战争，她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一个法西斯强国的战争。最后，大而弱的中国战胜了小而强的日本。它既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也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在意志和精神方面的一场“软实力”的较量。因此，“抗战精神”，应该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与升华，它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发挥了强大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撑的作用。因而，“抗战精神”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所以，“抗战精神”这一概念是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的。它有四个重要特点：一，从国家、民族、阶级与政党的关系上说，它属于全民族的，而非某一阶级或政党的。二，从地理上讲，它是全国的，而非某一区域的。三，从时间上讲，它应富于时代特点的，即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集中体现。四，从认识论的哲学层次上讲，它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实践的思想认识的抽象与概括。换一句话说，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把抗日战争的经验、意义、地位、作用与抗战精神这一概念混淆。另一方面，又必须将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事件或不同人物命名的有关“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区别开来。

二、“抗战精神”之内涵的透析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性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1]“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认识事物的基础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因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2]那么，“抗战精神”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爱国至上），团结御侮，共赴国难，是抗战精神的核心内涵，它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升华，是取得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简言之：爱国至上，团结御侮。或爱国、团结。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外来侵略。但是，由于长期封建统治的腐败和束缚，特别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后来封建军阀的争地盘混战及投靠列强所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使中国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国因外敌入侵不断被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败，从而使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和凝聚力受到了极大地伤害，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眼中的“唐僧肉”、“一盘散沙”。

到抗日战争时期则不同了。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把中华民族逼到“亡国灭种”的危难地步，却迅速促进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高潮、全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感，并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较以前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强烈、更广泛、更持久、更具战斗性，它超越了阶级、阶层、政党、地方实力派和不同军事集团的常规范畴，其最高层次和其他层次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有机结合点，使爱国主义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如宋朝岳飞、文天祥的“忠君报国”的爱国主义，也有别于近代“义和团”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近代以来许多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爱国主义只是表现在某一派别（如统治集团的主战派）、某一阶层、某一团体，其范围窄，力量小，从来没有达到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抵抗的程度，有时还不如农民起义的规模能量，如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抵抗外敌入侵屡遭失败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