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2）

1941年10月2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分别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纳粹的战争暴行，并表示要在战后惩罚纳粹德国的战争犯罪。1942年1月13日，遭受纳粹德国侵略蹂躏的波兰、比利时等九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发表宣言，谴责纳粹德国的战争暴行，呼吁通过司法手段惩罚战犯。1943年10月20日，美、英、法、中等十七国在伦敦协商成立了盟国战争犯罪委员会（UNWCC），开始就德、日法西斯国家对盟国的战争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初拟战犯名单。10月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代表其他32个盟国的利益，在莫斯科发表了《严惩战犯的宣言》，表示要严惩集体屠杀等严重战争犯罪。宣言严正警告罪犯，“要追他们到海角天涯，必定要将他们交给控诉他们的人，俾使公道得以伸张”。宣言提出，战争首恶元凶不受地域限制，“将以盟国政府的共同决定加以惩处”。12月1日，美、中、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表示：“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公告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上述一系列国际文件和约定，表明了国际社会要在战后惩处德日法西斯战争犯罪的共同意志。1945年11月开庭的纽伦堡审判和1946年5月开庭的东京审判，正是国际社会这种正当要求和共同意志的体现，是落实反法西斯盟国共同约定惩罚战争犯罪的具体行动，其合法性不容置疑。

东京审判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东京审判向全世界表明，阴谋策划、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参与战争犯罪的个人，要对侵略战争负责。它昭示世界，谁胆敢策划、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不管地位多高，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由战胜国单独组成的，其合法性受到一些人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的质疑和攻击，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片面审判”和“报复”。事实上，一方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是由战胜国所组成，但并非“战胜者裁决战败者”，更不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法庭的设立以及对战争罪、反和平罪的控告也符合既有国际习惯法的法理依据。在审判过程中，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都严格遵循法理法律规定，控辩双方的权利尤其是被告方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另一方面，法律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从国内法来说，法律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要求。国际法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国际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要求法律与政治彻底割裂，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相对独立于政治，不可能绝对独立于政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东京审判的最大政治前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盟国的胜利而结束，否则，就根本谈不到对日本战争犯罪的法律制裁。总体来说，东京审判是比较公正的，体现了国际法的正义原则。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侵略战争罪行，为历史研究留下了宝贵史料

侵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其所到之处犯下了累累暴行。但由于战时实行新闻统制和封锁，这些让日本民族蒙羞的罪行都被掩盖起来。而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实施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的大量罪行，如制造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残害俘虏，等等。日军犯下的这些骇人听闻的战争丑行被揭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大地震撼了日本国民，让他们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本质。这对战后初期日本反思侵略战争，拥护和平民主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京审判不仅惩罚了日本主要战争罪犯，而且为日本近代历史研究特别是对外侵略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历史资料。如记录法庭审理全过程的法庭英文庭审记录达48412页（日文为10卷），洋洋千万字。不久前我国影印出版了这部庭审记录，多达80卷。此外，控辩双方共提供书面证据4336件，法庭判决书长达1213页，而法官个人的判决意见书加起来比判决书还要庞大，均创世界审判史之最。上述各类审判资料基本概括了日本19世纪20年代末到1945年战败投降期间的历史，特别是日本统治者策划、实施对外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的种种罪行，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历史资料库。它为日本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远东国际关系史、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规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丰富、权威而庞大的历史资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