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史料看谁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2）

3、蒋介石所谓“抗战”的底线

蒋中正在1937年8月7日的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蒋中正就这样把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谈和的交涉条件。

但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了蒋介石，继续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日本政府的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当时蒋介石企图通德国大使陶德曼与日本谈和);近卫首相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举行讲和谈判。3月17日，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中正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1939年9月13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和告吹。 　　(以上出自《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周恩来为皖南事变的题词

4、国民党蒋介石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蒋介石的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即蒋介石国民党方，下同。)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出自：《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出自：《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出自：《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出自：《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5、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方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

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而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等等。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

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

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

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出自：“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

河南大饥荒人民开始吃草根、树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