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西斯罪行事实揭露之人间地狱的敌占区

现在，让我们的眼睛转到敌占区看看吧！

自从侵略战争发动的第一天起，日本法西斯匪徒就摆着伪善的面孔，告诉全世界说：他们侵占中国是为了“宣扬文明”；说：他们已经在满洲、华北、以至全部占领区建设了“王道乐土”。但究竟这是些怎么的“乐土”呢？

露骨的掠夺

只要稍微有点正义感的人们，一踏进敌占区便可以看到，在那里统治着的是露骨的掠夺和无厌的诛求。七年多以来，敌占区的矿山全被霸占了。一九四二年以后，每年有千万吨的煤和二百万吨的铁被运回日本。大城小镇的商店，在粉饰着的景气下面，度着悲惨的岁月。人们几乎无法预测下一秒钟自己和自己财产的命运。举几个较近的例子：

晋东南某县城内晋元公司等四大商号突被没收，存货二百余万元全部被洗劫，经理被扣押，勒赎巨款。

济南恒丰布庄（全部资产值二千万元）、锦市东街元盛染店（资产二百余万元）及福康街某布庄（资产千余万元），都在一九四三年被没收。

南京附近栖霞山的江南水泥厂——我国大水泥厂之一，一九四三年被迫将全部机器拆卸，自费运至伪“满”，损失了机器，还要出大批运费，厂主只有将一把辛酸泪咽进肚里，而对于这样的盗匪行为，日本法西斯匪徒却制造了许多特异的语汇：或者是“××密谋抗日”，或者是“军事需要”，“借用”，更可笑的是“恐将来遭英美空袭，致受损失”！

在上海，许多外商都在“委托经营”的名义下，被变相没收，计有：上海造船厂，马勒造船厂，黄埔机器造船厂，永备电筒厂，留声机械制造厂，慎昌公司工厂，华懋工业制造厂，白礼氏洋烛公司，利华肥皂公司，永光公司，平和洋行酒精厂，颐中烟草公司，怡和啤酒厂，昌华玻璃厂，上海皮革厂，上海啤酒公司等十六家，还有些是用“指定管理”方式没收的，如：安迪生电料公司，五洲固本肥皂厂，中国化学工业社，江苏药水厂，美光火柴厂，中国纸板制品公司，正广和汽水公司，海宁洋行，上海电力公司，沪西电力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电车公司，上海制造电气公司等。

一九四三年夏天，在所谓“对华新政策”的幌子下面，敌人高唱“发还工厂”，“物资开放”，成立“全国商业统制协会”，把金城银行总经理周逆作民和前交通银行董事长唐逆寿民拉进去，说是“中国人办中国事”。工厂由“中日合股”开办，规定日资只占百分之四十九，华资占百分之五十一，这在表面上似乎提高了那些大汉奸财阀的地位，（他们的确也在经济上得到些好处，因为敌人给他们一些剥削中下层民众的机会！）但敌人的锦囊妙计，是为了吸取敌占区的资金，先叫这些大资产者积极起来，为敌人服务，让他们自己也相当发展，等到适当时机，就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这好像是叫猪仔吃得肥肥胖胖的，然后整个儿的杀掉一样，无怪上海人称之日“喂猪猡政策”！

敌人的“新政策”失败了。因为“交还”的工厂，号称百余家，而这些工厂的重要设备已在敌“军管”期间被抢走了，各厂家如果开工，先得出一部资本，恢复工厂设备，加之工业原料全部为敌独占，物资通行权掌握在敌特务机关手里，这些，“猪猡”们都是很清楚的，比如周作民、唐寿民等以伪币四千万元，组织蚕丝公司，估计可以大赚钱；但敌之“华中蚕丝组合”，即出面向周等警告不要下乡收茧子。他们要茧子，日方组合可以供给，并且可以比市价便宜些。但不让他们和农村直接发生关系，免起“竞争”。日方独占江泰一带茧子来源，压低茧子价格，周逆等觉得前途困难，只得将公司规模缩小，职员均半薪留职，每月减为五百元。

工商业的命运如此，一般民众的负担更是惊人！捐税名目，日新月异，各地亦不同。请看一个铁路爱护村的账单（一九四三年二三月）：

招待费（包括大米白面、酒肉、各种菜蔬、油盐酱醋、烟卷等）——  44 831.6元；送礼费（包括话匣针、庆祝新加城陷落、“皇军”生日、婚丧、被  服、子弹等）——4 970. 35元；购置费（内32项，从略）——12 827. 45元：  各炮楼用费（内喂狗费等四项）-5 233.7元；办公费（内开会、受训、照相  等十六项）——14 085.2元；派款（内黑款、薪金等四项）——

50 547. 35元：  雇人费（雇治安军等六项）——83 066.5元；米（三项）——443 832.5元；建  仓费（内四项）-63 714.7元；杂支（买电线、唱戏等四项）-3 463.67  元。

合计：726 662. 95元。

而这还只是临时的负担；正式的损税则有（例如在大同）：房捐，地亩捐，门牌捐，户口捐，户别捐，牲畜捐，屠宰捐，斗捐，称捐，碾磨捐，井捐，锅，狗牌捐，车税，大烟税，营业税，烟酒税，婚姻换贴捐，入葬捐，衣服捐，被服税等。平定榆次一带，还有饭捐，金牙捐，平头（理发）捐，劳动税等。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估计，敌占区民众的负担较重的超过其收入的三倍。民众不得不鬻地卖产，勉强支持，如冀南某县小王村一个地主，一顷地已快卖光了。

敌人对粮食的掠夺，愈来愈露骨，在“日满华粮食自给体制”的口号下，一九四二年在华北抢粮二千万石，一九四三年动员了华北敌伪全部力量，抢粮数目，更为惊人，仅山西一省即强派二万四千吨。采取的办法是软硬兼施，首先强制摊派（主要的是给敌军就地解决给养）：河北平山敌规定每两银子（田赋）征麦四十斤，各堡垒敌又就地按每两银子勒索二十斤；灵寿敌规定每亩征麦一斗五升；而实际掠夺的数量是不受这些规定的限制的。另一个办法是低价收买——这是敌人抢粮的主要方式，由华北敌酋亲自主持的，规定价格往往不及市价二十分之一，而收买的数量常常超过产量三分之二；再加上他们使用特制的大称和意外的敲诈，给的钱又是伪钞和不兑现的“物资交换券”，因此，实际“收买”的数量便更无限制了。阳曲敌占区人口不过六万，征麦四百二十万斤，交城覃村全村麦收最多不过三十五石，被征小麦一万零九百二十斤，大麦六千五百八十斤，还要杂粮五万零五百六十八斤。因此，有八户农民，情愿将全部麦田交给伪村公所。

在掠夺的目的没有达到的时候，敌人便露出了更加狰狞的面目。交城敌用开会名义诱捕伪村长，用毒刑强逼他们写信，叫老百姓交粮；静乐敌实行绑票，抓走一个大人要用二百斤米去赎，小孩一百斤；太原敌每日出发各村，先将村子包围，将伪村长逮捕拷打，然后逼着他带到各家去搜查。太行区内丘县在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伪村长被逼上吊、投井者就有二十四个。敌人曾经派大军包围过清（源）太（谷）徐（水）三县旧城，换户搜索，所有粮食均被查封，限三日内送进仓库，第二天，三城不见炊烟，居民扶老携幼，啼饥号寒，相率向我根据地逃亡。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上半年间，太行敌占区边缘，由于大批民群逃入我根据地，出现了“无人区”。昔（阳）西敌占区之“无人区”宽达三四十里，冀西一带“无人区”亦宽达十里至二十里，满目荒凉，野草遍地，凄惨已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