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过最苦的时期，在大别山站稳脚跟
在101岁的老红军伏全斌眼中，1947年挺进大别山是他一生中除了长征之外“最苦的时期”。
“人都瘦得变了形，”伏全斌说，“为解决吃饭问题，我们执行了与老区不同的政策，就是‘打土豪，不分田地’，打了土豪，让他筹粮，筹到粮食了再放了他。就这样也只能勉强维持部队吃饭。”
连走路也成了问题。
“北方兵初到大别山连路都不会走了。”李传恩回忆说，“秋天雨水多，地上就像抹了油，很多人的屁股都摔肿了。部队行军，一夜走不了十华里。”
“打一个胜仗，就解放一批百姓。”魏敬斋说，“连续打了几个胜仗，老百姓对我们有信心了，开始送年轻人参军。”
雄踞长江北岸的刘邓大军，与挺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大军，挺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构成了一个大大的“品”字，迫使国民党军大批兵力南调，给其他战场转入战略反攻以有力的策应。
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
刘邓大军自断后路，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次悲壮的进军。
“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这是邓小平在大军南下时对麾下的12万人马所做的战前动员。
“挺进大别山，部队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但部队上下都明白自己肩负的巨大责任，做好了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准备。”魏敬斋说。
1948年秋天，邓小平担起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的重任。不久，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渡江战役就交给你来指挥了。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随后，刘邓大军又进军大西南，直至把红旗插上了雪域高原。
摘编自中青在线：《刘伯承大笑：“我这是第几次被击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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