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传统思想要素初探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外交上的重大理念和实践创新，它集合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涵盖范围（西部的开放和陆权的回归），提出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坚持正确义利观）、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倡导“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远期愿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的原则和途径（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都包含着中国传统思想要素，具体包含：儒家以诚信、施行仁义为核心的修身为人治国之道，主张践行仁义和主张“义先于利”的义利之辩，以及道家的朴素辩证法、大国小国相处之道、反对强权政治的和平主义思想等。在中国逐渐成长为地区和全球大国的过程中，传统思想浸润下的中国外交思想将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部分。“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理念，将儒家、道家所述修身、为人及治国之道进一步升华到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高度。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涵盖区域：西部的开放和陆权的回归

根据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2]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联通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经过广大腹地国家。“一带一路”所涵盖的沿线区域包含着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意义。

国内层面，“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区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由于历史传统、产业基础、区位优势、政策导向等原因，东部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在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上远超过西部地区。尽管2000年以来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长足进步，然而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瓶颈制约仍然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贫困面广量大、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的问题仍然突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的任务仍然繁重，西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区域发展的“短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3] 。根据《愿景与行动》，在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的交流合作中，新疆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山西、甘肃、宁夏、青海将发挥各自的要素及区位优势；在北面向俄罗斯和蒙古的开放中，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将发挥独特的联通优势；在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开放中，广西、云南甚至西藏都将成为重要的门户。可见，西部地区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和窗口。

国际层面，近代以来美国、欧洲、日本及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方向，而“一带一路”背景下向西及整个欧亚大陆的开放将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根据《愿景与行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方向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从重点打造的经济走廊来看，一带一路涵盖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并将推动与中巴和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紧密对接。可见，几乎整个欧亚大陆[4] 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开放和合作的重点区域。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欧亚大陆国家。从地理上来看，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最东段，中华文明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地理范围也以欧亚大陆东端为限。中国历朝历代对外交往的主要对象也位于欧亚大陆，纵贯近2000年的丝绸之路长期以来是联通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最主要通道。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在地缘空间上对自身定位向欧亚大陆的回归。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向来有着“陆权”和“海权”之争，中国被认为“主要是一个陆权国家”，中国的历史是“陆权国家的成长、发展、衰落以及再度崛起的历史”[5]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古代危及历代王朝安全的外来威胁主要来自于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这决定了防御的主要方向和重点来自于陆上而非海上。尽管明朝期间中国曾是一个航海大国，书写了“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历史，同时在东部沿海也面临倭寇的侵扰，然而明朝的“禁海”政策也说明，陆上安全在中国古代对外防御中的主要矛盾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

清代后期以来，中国逐渐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外防御也面临着“塞防”和“海防”孰重孰轻之争。西方列强从海上方向以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使清政府被迫改变“闭关锁国”的状态，《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强迫清王朝通商开埠，被动地打开了中国内地通往东部海洋的通道。与此同时，沙俄趁机侵扰中国北部边疆地区并蚕食领土，通过《瑷珲条约》强迫清廷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俄国，并要求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中国土地改由中俄共管。

在这一大背景下，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展开了争论。林则徐和魏源为“海防派”奠定了基础，林则徐指出“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6] ，表达了对海防的关切，魏源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中提出了系统的海防思想，并主张“宜师夷长技以制夷”。“海防派”认为，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边疆不应该再成为地缘防御的重点，而海上威胁前所未有地上升为主要矛盾，即“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7] 。当务之急，应该将海防作为重中之重，“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8] ，并主张可以裁撤甚至停止对塞防力量的财政支持，“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覆灭，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9] 。同时，李鸿章也强调，海防和塞防二者不可兼得，只能择其一为重点，否则财政羸弱的清政府难以支撑，即“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蹙者哉”[10] 。

“塞防”的支持者则认为，塞防与海防二者并重。新疆在战略防御上具有决定全局的战略性意义，新疆安危事关整个中国北方及清王朝统治中心的稳定，“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11]。他反对裁撤塞防军饷，“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戌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12] ，并指出减少塞防支出的危害远远大于减少海防的支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13] 。

简而言之，就中国的自我定位和世界观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在学术上的意义在于它既是对中国作为一个欧亚大陆国家身份的重新确认，也是对中国将对外关系交往重点向欧亚大陆的回归。在推进这一倡议的过程中，中国面向包括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中东欧等地区在内的欧亚大陆的开放，至少被置于与近代以来中国向美、欧、日及亚太地区开放同等重要的地位。

不同点在于，中国古代重视“陆权”的逻辑基础在于将西北部方向的外部力量作为防御对象、将内陆地区特别是新疆作为防御的前沿地带，本质上是带有强烈防御性质的对外及国防政策，具有内向性的特征。然而，“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以区域经济合作为核心的合作倡议，致力于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提升欧亚地区的互联互通及经济融合水平，核心是寻求合作与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政策，具有鲜明的外向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