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峣：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型式（2）

为什么选择小国经济发展型式

中国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大国，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还不具备实施内向型发展战略的条件，而且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遵循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大国应该选择以内需为主的发展型式，依托国内市场实现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良性循环。然而，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中，采取外向政策的国家普遍取得成功，采取内向政策的国家普遍遇到困难。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造了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世界奇迹，主要是通过对外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为此，人们提出了“中国为什么选择小国经济发展型式”的问题。

大国实施内向型发展的战略和政策，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有巨大的国内需求，使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而形成规模经济；第二，有完善的市场机制，使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而形成统一市场；第三，有潜在的比较优势，使国内工业化能够形成国际产业竞争力。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看，中国仅仅具备了第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和第二个条件均不成熟。

从比较优势看，我国当时具有某些潜在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劳动力要素的优势。1977年总人口为94974万人，从业人员为39377万人，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约在41%，可见人口数量多但就业不够充分，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释放能量。而且，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有着较好的素质和技能，具有“人超所值”的特点，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但是，其他两个条件均不成熟。

从国内需求看，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是人均收入低，国内需求并不旺盛。在进入21世纪以前，中国属于低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GDP人均76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而1997年的中国人均GDP仅为771美元，1977年的人均GDP仅为149美元。从人均国民收入看，1977年仅为280元人民币，1987年还只有859元人民币，到了1993年才超过2000元人民币。这种较低的居民收入水平，严重地抑制了消费需求总量的提高和水平的提升，从而导致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不可能拉动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从市场机制看，长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的流动遭遇系统性的制度障碍，人为地造成市场分割。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诺尔教授对中国的“省际间相互征税”感到惊诧，他说：“我们把欧洲看成一个经济整体，内部商品自由流通。知道中国跨省之间的贸易互相征税我很吃惊，中国对外竞争做得很好，但内部互相征税不是好事，应该提倡自由贸易。”改革开放之前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的区域间商品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各种资源由政府统一通过行政手段配置；改革开放以后的税制改革，虽然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也造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地方政府竞争，在涉及地方税的时候，地方政府要保护自身的利益。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农民种的烤烟只能卖给本地而不能卖给外地，因为你卖给外地，税收就被外地收了。近几年各地积极发展汽车产业，也有不少地方对购买本地产品实行优惠政策，对购买外地产品实行限制政策。这种市场分割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从局部看是扶植了地方产业的发展，从整体上看却削弱了市场规模，破坏了大产业和大企业成长的条件。可以说，像欧盟这样的统一市场，实际上是把一些小的国家变成了大的经济体；像中国这样的市场分割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大的国家变成了小的经济体。

根据上述条件，当时的中国不适合选择内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西方大国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时候，全球化的趋势未见端倪；而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明显加快。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现代世界体系是全球化经济体系，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统一的世界市场或全球市场正在形成。随着全球范围内垂直一体化，通过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打造出一条“全球价值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通过经济开放，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小国可以利用全球化摆脱小的弱势，获得一体化的优势；大国更加具有融入全球化中并且掌握主动权，获得大国效应的优势。我们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市场，有力地拉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使劳动力比较优势由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赢得了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就是利用了出口需求的力量；中国选择外向经济发展型式，既是受当时的现实条件限制，又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