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峣：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型式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怎样从贫穷走向富裕的理论，它不仅要研究经济发展的动因，即什么因素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要研究经济发展的型式，即以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发展。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提出了“发展型式”的概念，他认为“发展型式”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某些重要领域出现变化，它并不是整体性的变化，而是在某些重要领域的变化。根据钱纳里的定义，发展的型式明显不同于发展的模式，发展模式体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整体框架，或者说已经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的有特色的框架，而且是比较成熟和稳定的框架；发展型式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某些领域的系统变化，虽然是系统变化，但它是局限在某些领域的，而不是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变化或成熟框架。比如，我们讲“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该包括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以及粗放型或者集约型增长、外向型或者内向型经济等，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概念；我们讲“中国经济发展型式”，则可以是单指粗放型增长还是集约型增长，或者是单指发展外向型经济还是内向型经济，这是一种局部性的概念。在现代经济学史上，经济学家更多地探讨了贸易的结构变化，从而提出了内向型发展或者外向型发展的问题。所以，我所讲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型式，也就是指发展中大国实施内向型发展战略抑或外向型发展战略的问题。

国家规模影响经济发展型式吗

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大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有效地支持产业发展，相对而言，大国比小国较少地依赖国际贸易，内向型发展是一种普遍的大国发展型式，发达大国实现工业化就选择了以内需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道路。

关于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那里。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经济学宝藏，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问题都可以从中寻得源头，后来的经济学家不过是在为他提出的命题做阐释、深化和实证研究。在这部巨著中，斯密从“分工的程度总要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观点出发，认为大国的广阔市场促进分工和专门化，支持制造业的发展。斯密在谈到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时写道：“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而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国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的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在这里，他借用中国经济繁荣状况，描绘和刻画了一种典型的大国经济发展型式。

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期，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农业、手工业、贸易和城市发展均达到世界先进，这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这种发展型式的特点在于：第一，人口众多，消费水平比较高。杜甫诗曰：“公私仓廪俱丰实”，不仅丰衣足食，而且还有丝绸和瓷器等高档物品。第二，幅员辽阔，市场整合比较好。不仅陆路通畅，而且水运发达，唐太宗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为扩大市场创造了条件。第三，商业发达，并发展对外贸易。当时形成了以城镇为中心的商业贸易，而且有国外商人往来。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自古对外交通要道有二：一为西北陆路，二为东南海路”。可见，古代的中国，依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国初始条件，通过拓展水陆交通，形成广大的国内市场，促进分工和专业化，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适度发展对外贸易，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

发达大国实现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内向型发展是一种普遍的大国发展型式，美国的经济发展就采取了典型的大国型式，即以内需为核心的内向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在18世纪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工业化进入突飞猛进的时期，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沿着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迅速崛起，最终建成了世界工业强国。经济史学家哈罗德·福克纳在分析美国高速工业化的原因时，主要列举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国内市场、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以及企业家才能和高关税政策，最重要的是大国的自然资源和国内市场。他认为：“美国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较老的国家供给一个大市场，而必须在国内创造市场，同国外的产品进行竞争。”美国成为制造业大国，首先是由于它无可比拟的天然资源；制造业的发展还依赖劳动力和市场，劳动力来自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国外移民，市场也是由不断增长的人口所提供的。同时，高关税和贸易壁垒构成的保护主义政策，曾经极大地加速了工业发展。关税保护政策不仅避免了美国工业遭到高效率的英国工业淘汰，而且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提供相互保障和稳定的市场，避免国外经济周期特别是经济危机的冲击和破坏性影响。从19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经济政策逐步从保护主义转向了自由贸易。

2012年，我利用在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作高级研究学者的机会，查阅了研究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的英文文献，发现国际学术界对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的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1957年9月，国际经济协会在海牙举办的以“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为主题的会议，讨论了小型的发达开放国家可以利用全球化克服小所带来的惩罚，大国则可以依赖规模经济而发展内在的国内增长。会议论文集由罗宾逊主编，在美国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从论文的篇目看，有的研究大国和小国的效率，分析国家规模和市场规模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分析规模与生存能力、稳定增长以及管理成本的关系，也有的具体研究美国经济的规模和效率。在这次会上，西蒙·库兹涅茨提出了一些假设，如大国经济比小国经济更加稳定，这是因为大国比小国较少依赖国际贸易的缘故；大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可能获得更大的成果，这是因为大国能够提供扩大市场和允许专门化的机会。他的这些假设，有很多被后来的经济发展和实证研究证明是正确的。

后来，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经济学家提出了“大国倾向于内向政策”的命题。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一书中，专门探讨了“国家大小的影响”，他认为大国和小国在经济增长机制方面存在差别，“对于大国来说，国内市场和资源条件允许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 他通过对国民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发现了不同规模国家对国际贸易依存度不同的规律，即小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高于大国。钱纳里和赛尔昆在《发展的型式》（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大国型式”和“小国型式”，他们运用灰色关联方法对101个国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每个收入水平上大国的进出口额比重通常都不到小国的一半。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大国发展型式主要反映了它们对国内市场的关注，而小国则更多地受到国外市场和资本流动的较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培刚教授在《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一书中，借鉴钱纳里和赛尔昆的研究，专门分析了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性特点：一是大国人口众多，国内消费需求和市场容量较大，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外贸比重比较低；二是大国经济发展需要建立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满足数量庞大的国内需求，因而不可能完全依靠外资和外援来解决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三是大国采取内向型发展政策，在工业化初期就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因而在收入较低时就进入经济结构变动时期；四是大国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也存在足够规模的国内市场，因而在工业化初期有一定的发展优势。综观这四个经验性特点，讲的就是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型式，即大国人口众多和资源丰富，有着依靠国内市场在许多行业达到规模经济的优势，因而选择内向型发展战略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