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思考 （3）

关于“新人文主义”

中华文明在漫长发展中积淀厚重的人文理念。《周易》所说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主张观察研究人文，用以教化天下人，才成其为人类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基因。

说到世界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往往提到罗马时期西塞罗人文主义。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8世纪德国人文主义，在深度哲学意义上下了功夫，但和者寡，不接地气。当代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一度成为西方颇引人注目的思潮。这一思潮一方面高擎启蒙理性、世俗开放的大旗，抗击任何形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非理性冲动，另一方面坚守人文、人性、人权的观念底线，反对后现代理论的价值随意，但局限于西方的价值判断及话语体系，影响有限，兴起乏力。

我们强调的“新人文主义”是基于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继承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更要因应时代，革故鼎新。西方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膨胀的个人。新的文明复兴，将催生和谐的人。它既要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积极成果，又要克制极端个人主义。这是“新人文主义”的内涵和价值，它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借用《礼记·乐记》的话说，“新人文主义”乃出自“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