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城镇化指标没那么难

十八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城镇化指标备受关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据此估算在"十三五"时期年增长率需保持1%以上。而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4年16至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连续第三年出现了绝对数量下降；2014年农民工总量增速为2.8%，比2011-2012年的5%以上有较大下滑。再加上一些局部的"逆城市化"现象，如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不愿意留在城市而是希望回去"等。因此，有媒体认为中国"城镇化在放缓"，这一指标的"完成难度大"。

上述观点只从劳动力、农民工等特定群体出发，统计数据来源也比较单一，同时存在对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和国情特点认识不足的问题，值得商榷。

一是"城镇化放缓"与实际不符。"城镇化放缓"不是一个新问题，一直有两种声音。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报告认为，中国高速城市化将在2013年左右结束。可同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却预测2020年将达到60%左右。实践证明，后者更符合实际情况。

"放缓论"关注的劳动年龄人口等统计数据变化是事实，但宜放到中国城市化"语境"中去解读。中国城市化的基本国情是"农业人口多"，这是巨大的历史包袱，但也意味着"城市化的后劲足和可持续性强"。庞大的农业人口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我国城市化持续快速推进的现实基础与条件，因此"放缓"只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同时，"放缓论"只是一家之言，更多的预测则是"看涨"。例如，2009年住建部预测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要进行30到35年左右；2012年《中国展望报告》认为"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总人数的比重将从1/2上升到2/3"；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相关研究，在2050年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之前，中国城镇化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2%左右。

二是要看到文化的重要作用。中国有深厚的宗法文化传统，血缘、宗亲、同乡、同学、战友等关系，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呈现出"一人进城，举家城市化"的特点。

随着第一代人扎下根来或奋斗成功，各种在城市中"聚族而居"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广州、上海、北京的农民工中，有49.8%的新生代农民工是通过亲友熟人找到工作；有10.4%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企业有"老乡会"，受访者中的58.1%都加入其中。实际上，这并不局限于农民工，包括"海归"们也热衷于搞各种"同学会"，并客观影响着城市人口的集聚与流动。无处不在的宗法文化及其强大作用，超出了各种统计理论与方法的阈限，这也是不能简单以统计数据判断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