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思维定势的片面性是与生俱来的

去年，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针对把中国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西方东西的现象，指出“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用了“去中国化”这一重要判断，表明他高度敏锐。其实，不只是文化领域有“去中国化”的现象，在社会思潮方面亦有“去中国化”现象。当下泛滥的一些思潮，其共同的特点是以“洋”为优，一切向西方看齐。这些思潮背后的实质是一些人心目中存在一个总体性的西化思维定势——西方模式是中国社会的最后走向。

西化思维定势是怎么来的

西化思维定势这个概念维系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扭曲状态。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卜铁（Pauthier）感叹：在莱布尼兹时代哲学界、宗教界对中国问题抱有强烈兴趣，而“今则连极有限的少数人都难引起注意”，“我们每天认为野蛮的民族，他们早在我们的祖先尚居于高卢及日耳曼森林以前就达到极高的文明水平，现在仅引起我们一种深度的轻视。”（见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1页)这就是说，中国文化长期引领世界，在18世纪时尚能影响西方，但鸦片战争以后便发生了逆转。晚清重臣李鸿章在1874年深感中西方关系不再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重演，而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此，关注西方世界成为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选择。

在来自西方的前所未有的强大物质文化挤压下，任何一种具有古老生命力的文化都无法再自给自足地生存下去，人们不得不去重新认识并处理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西化思维定势就产生于学习西方文化的自觉愿望，但很快就发展到极致，即“全盘西化”，主张完全放弃中国文化，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用西方的观念及制度来改造中国。

一般地说，全盘西化论是建立在“中国文化整体上或根本上不如西方文化”之基础上的。早在19世纪70年代，清朝大员郭嵩焘在赴英国考察时，就改变了自己原来对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德的信心，认为中国在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都不如西方，这实际上已有全盘西化的倾向，因此他至死都受到舆论的抨击。从理论形态上说，20世纪初爆发的新文化运动标志了全盘西化思想走向自觉，因为当时对旧学——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新学——西方文化进行了高度的称颂，其代表人物是胡适。正是从胡适那一代开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西化思维定势与全球化本质紧密相关

西化思维定势之实质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全球化之本质联系在一起。对全球化最早作出概括和描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这就是说，西化之推行，民族文化之被摧毁，不是民族的幸事，甚至也不是中性的事件，而是民族的悲剧，结果是使自己这个民族更加适合于接受西方的奴役和剥削。160多年以后，看看当下那些被西化模式折腾而丧失自主性的国家，城乡满目疮痍，人们流离失所，难道马克思说的不对吗？

当然，正是西方文化的刺激，才使中国意识到世界的状态已经突破了传统视野，固步自封将给中国带来淘汰的命运，因而，西化主张的合理性在于推动了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这也是不必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