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坚定抗击者（3）

国际共运研究要杜绝“冷战”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然而，欧美国家仍有一些政治势力否定国际共运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性贡献，产生了一些所谓的“争议”。

姜安：主要争论在于：1.如何对国际共运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进行定位。2.如何还原历史真相，解释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3.如何评价共产国际在战争中的历史贡献。4.如何客观评价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的历史地位和实际贡献。5.在当今世界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从国际共运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中，审视其时代价值和当代意义，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争议”为什么会产生？

姜安：这些“争议”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欧美国家一些政治势力出于政治斗争方面的需要，将历史本相学术研究政治化。具体而言，受“冷战”思维影响，受国家利益、价值观等因素影响，欧美国家一些政治势力基于实施新的民主化运动的政治考量，以否定共产主义运动为基本政治手段，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混淆是非，否定国际共运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贡献，“去苏联化”和“反共产主义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者应该如何对这些所谓的“争论”问题进行有力回应？

姜安：学界已经达成共识，要从三个重要的时间、事件节点来思考共产国际阶段性的政治转折或政策变化，即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及相关报告，是共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政治爆发点；1939年8月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共产国际放弃了“七大”以来奉行的反法西斯战争政策，国际共运出现新的转折；1941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共产国际再次进行政治转舵，全面地投入到反法西斯战争中。其中，《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在客观上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负效应。它直接或间接地“确保”德国东线的相对安全，使其能够放心大胆地开启对西部战场的进攻。在这个意义上讲，苏联的外交行为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外交政策。因此，争论的关键，实际上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辩争。基于理想主义考虑，苏联与法西斯德国之间进行政治交易，有违无产阶级政治伦理和国家道德。但从现实主义出发，这一行为存在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苏联谋求与英法等国家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避免本国国家安全遭受侵害的外交努力无法实现，面对德日法西斯西东夹击紧张形势，被迫采取外交平衡策略，这种安全选择避免了国家损失，并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认为，对国际共运的研究还有很多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第一，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当然的政治选择。面对各国以及各国共产党实际情况的变化，统一的国际组织已经无法适应。其解散推动了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进程，推进了各国共产党多元政治发展的历史向度，进一步巩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的团结，加速了第二战场的开辟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第二，关于共产国际在战争中的影响和作用。从整体表现而言，共产国际在战争中扮演了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角色。共产国际是最早揭露法西斯战争本质的政治单位，对当时反法西斯主义的启蒙运动起到了开启性作用。同时，共产国际积极建立和推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积极指导、援助和支持各国抵抗运动，对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

第三，共产国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经验也有教训。这表明，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国际联合或者政治合作，必须根据各国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各国政党的发展实际，采取符合时代需要并尊重各个政治单位自主意志的联合形式和组织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在国际共运及其他历史研究中，应该坚持怎样的历史观？

姜安：首先，回应这些所谓“争论”的有力做法，不是靠喊空口号，而是扎扎实实地借助科学的历史方法论，充分依据历史文献，让学术回归历史本质。

其次，从思维模式上，应当将科学的演绎和归纳运用到社会科学的逻辑论证和学理辩论中，以科学思维方式避免伪科学论证。

最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依靠历史本来的逻辑力，追求考证和逻辑推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学者必须拥有社会责任感，以正义和良知为核心价值观，真正回归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广场，展示人类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勇气和意志，同时赋予这一思辨以当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围绕国际共运的研究，还有哪些需要深化的方面？

姜安：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比如，国际共运发展的政治逻辑与世界战争的关系；社会主义历史命运与战争的关系；反法西斯战争的真正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历史作用的政治话语地位和形象传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