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主官”的“主体廉责”

从历史上的监察制度来看，官员出了问题从来就不是其个人的事，而是要对他的主官、任命他的官员甚至他的同僚追责，这对于今天各级党委履行主体责任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纪委反复强调，对各级党委，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本职，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失职，抓不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渎职。纵观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监察制度，都存在着“主官”的“主体廉责”理念，除了专门的监察机构，行政系统也仍然承担着廉政、监察方面的职责。这些职责主要表现为：各级行政长官对下属的廉政情况具有督察考课之权，同时对下属的贪赃枉法行为须因失职失察而负连带责任。

比如，秦朝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载，部属犯罪，主官知情而不检举处理，是为公然违法的行为；主官如若不知情，则是不胜任、不称职的表现；主官知情而不敢处罪，即为不公正。此皆大罪也。汉桓帝还明确规定，“长史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两千石以纵避为罪”。唐代也有类似原则，《唐律》针对官员对犯罪的了解程度，把职务犯罪分为知情不举和不知情两种情形。如官吏对属下犯罪“知而听行”，则获罪与属下官吏相同；如果官吏对属下犯罪“不觉”，可减罪一等。此类连坐制度，其防范作用主要表现为，进一步明确了上级主官对下级官吏廉政情况所承担的责任，有利于促使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和管理，以免因下级的贪赃枉法行为而殃及自身。

考察制度是明清时期的一种重要官吏考核制度。顺治年间规定，考察中“如有毁誉徇情，是非颠倒者，论如法”。康熙时又规定：“注考语官员徇情不公，俸满不考，俱治罪。”即在考察中，主考官对所举卓异担负连带责任。

从历史上的监察制度来看，官员出了问题从来就不是其个人的事，而是要对他的主官、任命他的官员甚至他的同僚追责，这对于今天各级党委履行主体责任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党委要做好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党风廉政建设不再只是纪委的事，主体责任在党委。党委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一些基层地区，个别党委书记却有一种说不出口的轻松感，可以说如释重负。他们认为既然实行“两个为主”，纪委查办案件和主要领导的人事任免权力都上收了，也乐得清闲。在这样的错误认识支配下，一些地方党委反腐败避重就轻，以形式主义反“四风”、以“虚张声势”反腐败，由乱作为变成不作为。

习近平同志指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能不能担当起来，关键在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抓没抓住。落实主体责任关键看行动，要形成实实在在的工作支撑。各级党委不能当“甩手掌柜”，要加强作风和纪律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定期向上级党委和纪委报告责任落实情况，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必须把抓好主体责任作为政治任务，亲自挂帅出征，做好表率。出了问题切实执行“一案双查”，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还要追究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责任。在抓好主体责任的基础上，还应该探索追究提拔问题官员的组织人事部门的责任，以此倒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正廉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强化“两个责任”。笔者认为，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划分意义重大，绝不仅仅是厘清了责任，其更深层次的意义，还有待于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加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