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严控人口，决心比姿态重要（2）

疏解特大城市人口并非只是一“控”了之

纵观历次北京市对于人口控制的表述，此次可谓是目标明确，措施有力。但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恐怕还需从具体的国情市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有特色的、成本低而成效高的路子来。不过，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尽管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口号早就喊了出来，调控措施从收紧户籍管理，到限购汽车房产等等，但总体而言实效并不显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陷入了“越控人越多”的尴尬境地。据统计，2000-2004年北京常住人口和常住流动人口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4%和6.9%，而2005-2013年两者增速分别升至4.1%和10.6%。从人口规模看，2000年-2013年间，北京常住人口年均增长57.8万，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国内县级市的人口规模，超过了日本东京都1949年以来人口年增量的峰值53.3万。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特大城市的聚集效应远远大于扩散效应。按照法国区域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是均衡地发生在地理空间之中，而是其中某个中心城市会形成对外部经济效益的吸引和扩散作用，从而形成所谓的“增长极”。“增长极”对周围地区发展的推动主要取决于“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力量的对比。一般来讲，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聚集效应”要大于“扩散效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扩散效应”则会大于“聚集效应”。

但现实情况却是，尽管北京的发展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均GDP由2010年的10910美元提高至2014年的16278美元，但周边地区期盼已久的“扩散效应”却迟迟未能发挥出来。目前，北京周边仍环绕着河北省的25个国家级贫困县，超过200万的贫困人口。这使得北京与周边地区的“洼地”相比，就像“鹤立鸡群”一般突出。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发达程度也要高出不少。

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在当前地区差异仍较为显著的情况下，大量的京外人员涌入北京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并不违反人们的理性选择和客观规律。因此，要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疏解部分人员到京外去，除了上述提出的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等这种“内向型”政策外，应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北京市外的区域及产业发展。事实上，如果没有其他地区的共同发展，仅靠北京市的自我限制，凭一个城市的一己之力，将难以达到政策预期的效果。这就要求国家应从宏观角度出发，统筹规划，多方配合。这主要包括：

一方面要努力实现地区的均衡发展，尽快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目前，我国已经开始从过去的东部地区率先改革开放，逐步过渡到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全方位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的执行和落实将使中国从过去强调“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各地区共同发展的均衡发展战略转变。目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快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步伐。只有全体人民能够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含义所在。这对于化解北京上海等这些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具有重大的、根本性的战略意义。

另一方面要改变片面依靠政府行政手段调控的政策措施，重视市场在调节和引导人口流动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政府干预过多、行政强制手段为主的人口调控方式并不成功。比如北京过去为了控制人口，早就采取过搬迁企业、控制户口、限房限车等多种措施，但总体收效甚微。如果能够运用市场的手段，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在大城市周边加大投资力度，形成功能互补的卫星城或城市群，那么中心城市的人口压力就会大大减轻，而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的龙头地位将更为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