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和一系列重要举措。认真落实绿色发展的理念和举措，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新期待、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绿色发展是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纵观世界和中国发展实践，绿色发展是关于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时代抉择，符合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我们必须在绿色发展的大潮中主动作为、抢占先机、引领潮流。

（一）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课题

从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首先是英国，然后是欧美、日本、苏联等其他国家，先后经历和完成了工业革命。在这场被社会学家普遍称为人类技术史和经济史上分水岭的革命中，西方国家建立了以纺织、煤炭、能源、化工、冶金为基础的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资源型即“三高一资”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迅速提高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并建立了此后几百年主导现代世界体系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这种工业和发展模式在推动人类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历史意义——“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这个生产力的分水岭，同时也是生态环境分水岭。从工业革命开始，由于对自然界大规模的利用、控制、征服，人类生态环境也随之开始恶化。20世纪20年代后，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到了50年代更是进入了“公害泛滥期”，曾发生过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

环境保护问题的提出，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已有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反思。1972年世界人类首次环境会议后，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成为世界共识，可持续发展战略逐渐上升为各国发展战略。西方国家开始把传统的“三高一资”产业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时，它们开始注重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混合动力汽车、数字创意、海洋开发、纳米技术、信息技术被确立为新兴产业开发的战略重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提出发展“绿色经济”，呼吁在全球实施“绿色新政”，实现“绿色复苏”。美国、日本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安排了专项资金扶持能源环保、新能源等领域。2009年4月，伦敦G20峰会会议公报承诺将推进全面的、绿色的、可持续性的经济复苏。同年6月，召开的OECD部长理事会会议提出绿色增长是摆脱当前危机的重要途径，并发表了《绿色增长：战胜和超越金融危机》的报告。刚刚闭幕的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如何共同应对气候问题，再一次摆在了全球所有国家的面前，对此各国普遍作出了大幅度减少碳排放的明确承诺。

（二）绿色发展是中国发展转型升级的战略抉择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我国现代化晚于西方国家将近两百年，是在西方国家已经完成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工业化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压缩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几十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道路，但生态环境问题也在这几十年的有限历史时间内凸现出来。

由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世界产业分工格局以及体制机制和生产力技术水平的制约，我国粗放型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变和调整，造成了当前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实现现代化最紧的约束、最矮的短板，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退不得的紧迫问题。不仅如此，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尚未达到峰值，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完成，第二产业比重还相对过高，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还存在着路径依赖，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有所倒退等因素，我国未来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还面临着严峻挑战。而且，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不可能像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充分利用甚至掠夺全世界资源并且将污染物转移到其他国家，因为这不仅是生态环境容量不允许，道义上也不允许。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仅要创造出更高的生产效率、更民主的政治、更先进的文化、更和谐的社会，还要创造出更美的自然环境；不仅要更好地解决代内利益关系的公平，还要更好地解决代际的公平问题；不仅要更好地解决人与人的矛盾，还要更好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面对生态环境恶化和发展不可持续问题，我国相继形成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科学发展、两型社会、低碳经济、生态文明等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绿色发展，在发展问题上实现认识新升华，是对未来发展理念的最高概括和战略抉择，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