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研究不应遮蔽中国抗战

长期以来，围绕二战中的亚洲太平洋战场的历史叙述主要基于美国视角。对于美国史学家和传播界来说，二战在亚太地区的开端是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然后是一系列发生在海面和海岛上的战争。例如约翰·托兰首版于1970年的《日本帝国的衰亡》，把日本的战败归因于在太平洋上输给了美国以及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又如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到，二战在最初的两年中只局限于欧洲，而在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才变成了全球性的战争；该书第二十四章《走向战争》中，没有一句话提到中国政府和军民的抗战行动。

欧洲史学界的二战研究则多基于欧洲视角。例如D. C. 瓦特的《战争如何来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近因（1938—1939）》阐述了英、法、德、苏、东南欧的国际关系纠葛如何引发了二战。约翰·基根的《二战史》对中国战场只做了简略叙述。E.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关于二战的论述也基本聚焦在欧洲战场，甚至对打了不到三年的西班牙内战所费的笔墨，大大超过美国主导的太平洋战争所占篇幅。

在西方学界，有一种主流的论述框架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看作主要是西方人内部的战争，是西方文明内部溃烂所致，因此就二战而言，其起点不可能在西方以外的地区，而他们直接卷入的战争才是二战中的重要战争。总体来看，欧美史学界的关注热点集中在欧洲发生的反法西斯战争，却很少涉及中国在1931年就已经开始的局部抗战，甚至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中国抗战，也着墨甚少。因此，欧美的二战史学家无法解释，为何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的许多年内，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向日本投降，而法国政府只抵抗了一个多月就向纳粹德国投降。显然，中国的抗日战争被西方史学界忽略或遮蔽了。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持久、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事实及其巨大价值，应置于二战的总体格局之中来看待和评价。

第一，中国抗战激化了日本与美英之间的矛盾，迫使日本当局向美英宣战，从而加速了其覆亡。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美英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日进行经济制裁，但由于在中国战场的巨大消耗使得日本难以承受这种制裁，进而激化了自一战结束后日本与美英等国就已存在的矛盾，这也迫使日本考虑占领东南亚以获得丰富的战略物资，从而不得不冒险与美英等国在太平洋地区作战。

第二，中国战场对日军形成了有效牵制，从而在战略层面上有力支援了盟国。抗战期间，中国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2/3以上的总兵力，开展了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歼敌约占日军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70%。有日本学者表示，当时日本的大多数国家预算都成了军费，并且主要是投入到中国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