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师范生 （3）

学校的课堂并不平静。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永畦同学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这是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外患常同内政相联系。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开始复辟帝制。杨度等出面网罗名士，组织筹安会。湘中一度风传在京谋职的黎锦熙也被拉了进去。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写去一信：“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还劝黎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急归无恋”。后来弄清了这是误传，他才如释重负，又驰函致歉。

反袁声浪日益高涨，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毛泽东当时担任校学友会文牍，主持把三人有关时局的言论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已从一师毕业的陈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发革命危机。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深恶痛绝，但对袁氏所培植和依赖的北洋军阀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很赞成梁氏的主张。六月下旬，他赶回韶山看望病卧在床的母亲，因南方军队在银田寺一带骚扰，被阻隔途中，越发认为政局应该稳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两次写信给萧子升，陈述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和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中央举措，究可佩服。”这里，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诸英”列在一起来称赞。

湖南人这时驱逐了袁世凯任命的都督汤芗铭。他列举驱汤后的一些消极现象，诸如“暴徒乘机报复”，“自推长官”，无视中央而不得统一等，忧心忡忡地觉得“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意此次竟演此恶剧”。看来，在反袁前后，毛泽东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还处于彷徨时期，露出了后来一度信奉过的“无血革命”的端倪。

当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七月二十五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位二十四岁的师范生果然言中。

如果把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前期，他更多地关注传统典籍。后期，他把重点放在哲学、伦理学上，社会实践也更加广阔和丰富了。不管在前期还是后期，他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和当时的思想界状况是息息相通的。辛亥革命后几年的痛苦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件好事。旧的路子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道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惊醒了世人。许多人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关键是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他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5]。

这就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很快，在《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先进青年。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

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当时，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6]。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了我的楷模。”[7]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8]。这样，改造哲学、伦理学，就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

一九一七年前后，毛泽东读了不少哲学、伦理学书籍。在哲学和伦理学之间，他更有兴趣的是伦理学。在他看来：“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9]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这里说的是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毛泽东把它十分工整地抄录下来。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学期，杨昌济给学生们讲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是十九世纪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该书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过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三年出版，约十万字。毛泽东除认真听讲外，细读了这本书，用红黑两色画了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还在书中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绝大多数是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提要。他批阅的这本书后来被一位同学借去，直到一九五〇年，托周世钊还给了毛泽东。

他当时为什么这样下工夫去读这本书？毛泽东从周世钊手里接过它时，有过解释。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贯穿《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的基本观点，是哲学上的二元论。他说得很明白：“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10]他认为，事情有的是发生于自然的，有的是得之于人为的。后来他说自己早年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大概就是指这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