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

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乘国民党“会剿”部队还没有合围，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当晚，歼灭遂川大汾的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封锁线。接着，经上犹、崇义县境继续南行，击溃沿途的地主武装，不战而占领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大余县城。

这时，红四军主力已脱离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红军一时很难适应这种状况。

国民党的追兵却来得很快。战斗力比较强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三个团，悄悄地逼近大余城，突然发起猛攻。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一部在县城东北高地进行阻击。但因事先没有得到报信，仓促应战，兵力未能集中，战斗失利，受到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不久牺牲。

在强敌紧追下，为了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撤出大余后，经过粤北的南雄，再转入赣南的信丰、安远、寻乌。

但是，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毕竟是艰难的。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红军耳目闭塞，连战不利。一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间失散。跑出了危险区，他同军部的一些人员会合，坐在路旁休息。见到别人吃饭，他才感到饿了，但带着饭的警卫员也跑散了，只得向曾志“讨饭吃”。

这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衣单粮缺。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1]毛泽东、朱德会合后，率领部队以每日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为了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指挥能够敏捷，会议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一天的会议刚刚开完，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通知，“追剿”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红四军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转移。这时，国民党方面误以为红军已难坚持。“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得意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朱毛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与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他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2]。不料，厄运已将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红军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摆脱强敌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以利于红军在有利时机能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这种机会果然来了，那就是二月十日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红四军主力在二月九日抵达大柏地。这天，正是旧历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跑到山上去了。紧紧尾追红军的刘士毅旅两个团，态度骄横，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红军指挥员纷纷向军部请战。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认为可以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决定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诱刘士毅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红军一部把刘士毅部两个团诱进“口袋阵”底部，东、西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扎住“袋口”。红军各部向敌军一齐发起猛攻。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的关键一仗。尽管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指战员还是拿起刺刀、石头、枪托同敌军拼搏。朱德军长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鏖战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歼被围敌军，俘虏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水旱机关枪六挺，刘士毅旅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打了这个胜仗，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摆脱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3]大柏地不是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红军虽然打了大胜仗，指战员吃饭却成了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这种特殊情况，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同时，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毛泽东十分重视要取信于民。事隔五十多天，当红四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时，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办完了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当地老百姓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人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显，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4]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离上述县城都有一百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七百支，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他们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去，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5]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