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西安事变前后（2）（3）

为了使国民党的政策进一步转变，从二月份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设不设总指挥部，苏区地位、行政长官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间等问题上。当周恩来在杭州直接同蒋介石谈判后返回延安途中，毛泽东曾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49]由于蒋介石还缺乏足够的诚意，谈判中对许多重大问题一时还没有取得结果。

为了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五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担负和平使命前来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表示要实现国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国。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三月初，他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毛泽东对她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只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汉奸在外，这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广泛得多。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开始的证据。

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50]

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又带一份给埃德加·斯诺，附信说，这表示“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请他广为“宣播”；也把这个记录稿寄一份给上海《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请他在可能时把它发表。

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在延安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他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而斗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联蒋抗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及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博古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报告后，毛泽东说：“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他说：我们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制度过去十年的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解释清楚的责任”。[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