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西安事变前后(2)(4)

十七、西安事变前后(2)(4)

摘要: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

这时,一个惨痛的损失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他们自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渡过黄河以西,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多人,表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交涉,要他们下令正在河西走廊不断攻击西路军的马步芳部停战让防,又派人去青海同马步芳谈判,要他们停止攻击。由于他们毫无诚意,谈判没有取得结果。三月五日,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出发西进。不久,因西路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败,援西军停止西进。

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毛泽东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对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

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

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使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52]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从头干起。[53]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的正式代表二百十八人,列席的有六十四人。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责任编辑:张少华校对:李丹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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