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用中国本土概念解释别人

当今世界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处于沉闷状态

我认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西方政治学理论至今没有形成革命性的突破，大部分理论还停留在17-19世纪阶段，在吃老本，讲来讲去就那么几个人。国际关系理论也是，流行的理论大多是在西方内部国际关系经验和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解释当今世界的变革，已经力不从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如果都是英美那几个人、那几个概念、那几个理论炒来炒去，那就是“一言堂”了，会使得国际学术界万马齐喑，不符合学术自由的秉性，把我们的独立思考给束缚住了。我们国际关系学界最近出现了一股较强的学术自觉趋势，就是试图重新书写国际关系理论。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创新时机，但关键是要有理论自觉意识、独立思考意识，否则创新的方向就会有问题。

从“找不同”思维转向“找共通”思维

我们在抽象任何一种理论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到自我局限的思维窘境中，表现为树立一个假想的对立面，在概括自己与对立面的不同中突出自己的特色。我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理论建构中的防御性的“找不同”思维，其优点在于有助于在多样群体中确立某个事物的类别和独特属性，但是其缺点在于产生内卷的封闭效果，在持续不断的“找不同”中，理论往往缺乏舒展的气质和吸纳外人的效果。“找不同”思维是必要的，然而仅有此又是不够的。

这就需要另外一种思维也即“找共通”的思维，其要求在看似不同的事物之间寻找彼此的共通性和联系性，将理论的解释边界扩大开来。一种理论要具有更强的解释性和吸纳能力，它在能够解释自身的同时，也能通过对他者的解释能力乃至在被他者接受过程中产生扩散效应。因此，中国制度模式和制度体系既是“土特产”，但又不是“土特产”，理论从特殊到普遍的惊人一跳，往往在于构成这个理论的关键概念，完成了从描述某一特定现象的专有名词，扩大到解释更广泛现象的普通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说某一理论是“中国特色”的时候，这还只是思维的第一步，这种特色要具有世界意义，还必须要勇敢地迈出第二步，应该能够在解释外部世界或者在被外部世界接受的过程中，完成从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的升格，变得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