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逊：中华文化中“和”的思想（2）

运用的三原则

以和为贵，以各得其所为目标，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要起而行之，施之于实事。中华传统文化，也包含有和的运用中应遵守的原则和方法。

其一，和而不同。

为了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首先必须要有“和而不同”的理念，或者说是从这样的一个理念出发。和而不同，可以有两层意义。从宇宙万物的现实状况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世界本来就是和的世界，不是同的世界；世界存在的状态就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从人事的方面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又是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世界是和而不同的，我们处理事物也要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

作为待人处事的原则，所谓和而不同，首先是承认差异。要懂得差异的存在是正常的、合理的，是事物存在的常态；不能要求取消差别，完全一致。然后在承认不同的基础上，研究事物内部有哪些方面，怎么来协调各种关系和矛盾，以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承认差异是前提，求各得其所是目标。始于承认差别，终于各得其所，和的理念贯彻始终。这就是和而不同。而不承认和排斥差别，一味追求一致，这叫同而不和。古人讲什么是和而不同？国君他的意见认为是对的，但其中还有不对的成分，大臣要把这不对的成分提出来；国君认为错的，但其中还有正确的成分，大臣要把这正确的成分指出来；通过讨论达到一个中肯的意见。这叫和而不同。相反，国君说这个好，大臣也跟着说好好好，国君说不对，臣子也随声附和，跟着说错错错。一言堂，没有不同意见。这就是同而不和。

其二，中庸，无过不及，不偏不倚。

和的秩序，各得其所，一事物内部不同部分、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具体的。以和为贵，要求得和的局面，不是靠单纯的理念，和谐的愿望、和解的诚意等等；不能停留在口号、宣传、思想疏导上，而是要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了解其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处理各种关系，努力做到“使万物各得其所”。

了解、认识事物各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基本的方法、路径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程子说：“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全局看，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局部看，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无过不及。处掌握全局之位，要统筹全局，协调平衡，人尽其才，物尽共用；处局部之位，要认清自身之位，素位而行，忠于职守，克尽其责。

所以，和与中不可分。和是最高的目标，中是达到和的根本方法和途径。合而称之，就是“中和”。

其三，以礼节之。完善和遵守制度、规矩。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各得其所的关系，不能停留在理念、原则上，还必须落实和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规矩上。在中国的古代，就是落实和体现在礼上。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一般人常以为，礼的功用就在区分尊卑贵贱。这样认识并不全面。区分尊卑贵贱只是礼的一个方面。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礼的区别尊卑贵贱，是要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也就是给贫富贵贱长幼亲疏各定出度量分界，使他们各自都有所依循，各得其所，以避免争斗。“礼之用，和为贵”。区别尊卑贵贱是为了避免争、乱，求各得其所；和的精神不是单纯的明尊卑别贵贱，而是别中求和。

礼是具体的，随时世发展而变化；中国古代的礼，已不能适应于现时代的要求。而和的秩序需要制度、规矩的保证，这个原则则是古今中外永恒不变的。这个原则体现的形式是多样的。制度、条约、合同、协议、规章、纪律等等，总之必须有完善的、能得到遵守的规矩，才能真正达到各得其所，和的目标。

有和而不同的理念，从承认差别为前提，求各得其所为目标；以中庸之道的思想方法，认识对象，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正确把握事物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完善和遵守体现和的秩序的制度、规矩。以上三项，构成运用和的理念，实现各得其所目标的原则体系。通过这三项，就把和实生物，以和为贵的根本理念，用于实际人事，落实于各个方面。

总之，中华文化中和的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它既是根本的宇宙观、价值观，也包含有运用和的理念于实际人事的原则和方法。这是一个中华文化大智慧的宝库，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发掘、传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