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有社会流动性才有活力

在经济学中，衡量社会流动性的指标是两代人的相关系数，包括收入的相关系数、社会地位的相关系数、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等。相关系数等于1，意味着上一代人的收入完全决定了下一代人的收入，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固化的社会；相关性等于0，意味着无论上一代人的收入如何，下一代人的收入都是随机分布的，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没有相关关系，这样的社会就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如果相关性等于-1，意味着如果你的父母是社会中的最高收入者，那么你将是社会的最底层，这就是革命。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爆发革命的，因此社会流动性的相关系数通常是在0-1之间波动。因此，要提升人力资本，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

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二十年，社会流动性是非常高的。有人说改革开放前十年，发财靠胆子；第二个十年开始，发财靠路子，社会流动性开始降低，再过十年，发财靠老子。这个说法虽不严谨，但形象可感，反映的就是社会流动性降低了。

根据斯坦福教授Khor和Pencavel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1998年后，中国社会流动性在降低，所以才出现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这种情况是危险的信号，所以像“我爸是李刚”这种事情就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事件。

这种情况跟我们古代是一样的，古代科举制度刚开始给社会提供了比较高的流动性，但随着社会逐渐成熟稳定，社会流动性都会降低。我曾做过一个研究，看明朝的进士，有多少是精英家庭出来的，有多少人是普通老百姓：早期的时候，进士出身于精英家庭的比例只有20%，然后随着时代的推延，这个比例一直上升到60%，后来虽然有下降，但总体而言的趋势都是上升的。所以，到了万历时期，80%的进士出自精英家庭，老百姓就没什么前途了。进一步的，我们还研究了天气冲击对它的影响，我们发现天气非常恶劣的时候，由于收入的效应非常明显，穷人更没钱上学和考试，所以这些时段精英阶层中进士的比例更高。

高考制度跟科举制度起的是类似的作用，但现在教育的水平和质量越来越取决于出生和出生地：钟莉几年前的一项研究指出，1990年中国城镇和农村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是2.6%和0.9%，前者约是后者的三倍，而十几年后分别为26.5%和2.7%，二者差距扩大到了近十倍；再看教育质量，杨东平的研究指出，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

各种不平等、各种固化使得社会活力逐渐降低，适度的社会流动性保证动态的公平，才能激发老百姓的积极性，实现长期经济增长，从而减少不平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相互促进。

为此，政府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首先就是要保障机会公平，需要消除体制歧视，比如户籍改革、尽快消除二元体制、市场准入、职业限制、实现更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全国统一的市场不仅是商品市场，更重要的是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

同时，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要求考虑动态的机会公平，这要求政府公正有力，能科学合理决策，但这个把握度很困难，比如美国的平权法案保证大家有公平的权利，但保证过头也有问题。

在这其中，教育和健康平等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东亚奇迹的关键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平等，实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健康和教育的均等化。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是日本的教育平等：日本尽量保持校际间不出现师资、设施设备上的差距，中小学生人均经费地区间最大差距仅约2倍，学校设备全国统一标准，山区小学和东京的小学设备一样，另外，日本教育法规定一位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年，尽量消除机会的不平等。

另外，在提高社会流动性方面，社会组织也要承担起相关责任，社会文化要凝聚共识，增强社会公益组织的共识，要从“达则兼济天下”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