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民国热”中矫枉过正倾向（2）

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尤其是30年代后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究其原因：第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问世后，再也没有卷中、卷下了，也就是说他只写了先秦的中国哲学史，充其量只占中国哲学史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从先秦写到明清，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第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以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为依归，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所谓解构，建立起符合西方学术观念的中国哲学史，用他在该书中的话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是以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为依归，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新诠释，以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换，他曾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二）》中引用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明其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为了继往开来，因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的。”而进入30年代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人们认识到“接着”中国的“哲学史讲”更有利于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树立。同时，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三四十年代后，真正走进西方大学课堂的不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除了提倡文学革命及其实践活动和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外，胡适另一项重要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是他的小说考证。据统计，从他1917年5月的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到1962年2月去世前的红楼梦问题最后一信，他写的考证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字达45万字之多，这其中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等小说。胡适考证小说用力最多、成就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大的是对《红楼梦》的考证。他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之新观点的提出，打破了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楼梦》迷雾，将《红楼梦》研究引上了正确的学术轨道，并开了一代“新红学之风”。从此，胡适的“新红学”取代了“旧红学”的地位，左右《红楼梦》研究30余年之久。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胡适的考证小说也有他的局限性。他的学生，也是著名红学家的俞平伯就曾指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虽然打破了“旧红学派”的迷雾，但他自己“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不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一创作规律，因而又陷入了以《红楼梦》穿凿附会曹家真人真事的“迷学”。

总之，胡适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是巨大的，但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胡适也有他的局限性，有他力所不及或不能的地方，我们既不能贬低也不能拔高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但开风气不为师”，这或许是对胡适最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样，对于这股“民国热”，我们应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既不能曲解否定，也不能矫枉过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