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民国热”中矫枉过正倾向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民国热”，在一些人看来，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乃至社会风气等等一切，都是那么的“高大上”，那么的十全十美，那么的令人追忆和怀念！毋庸置疑，我们以前对民国这段历史存在着许多误读、误解甚至曲解，现在有必要给予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价，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也不能矫枉过正。

以胡适的学术研究为例。胡适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充分肯定胡适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是应该的，但肯定到什么程度，则必须实事求是。现在有人称胡适为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一人，其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人超越，也无法超越。我以为，这就不太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胡适对自己曾有过较为客观的评价。1924年，他在答章士钊的一首诗中写道：“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尽管这是胡适的应酬之作，然而“但开风气不为师”是胡适对自己在现代中国思想和学术史上之地位的自我定位和价值评估。这种自我评价恰如其分。

谈到胡适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提倡的文学革命及其实践活动。在文学革命方面，胡适居功甚伟，是他首先发出了“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有名的“八不主义”；也是他最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来。在实践方面，他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并最先用白话文翻译欧洲的短篇小说，其中包括高尔基、契诃夫、莫泊桑、都德、史特林堡等不同国籍的著名作家的作品；他也是提出戏剧改良的第一人，他所创作的《终身大事》，被人视为中国话剧的开山之作。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提倡文学革命，还是实践活动，胡适也有他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有的是历史造成的，有的则与胡适本人的性格和才情有关。比如他的《尝试集》虽然打破了旧诗的“清规戒律”，却未能形成新诗的格律，其中不少仅仅是分行排列的散文，缺乏诗的意境。胡先骕就批评胡适的《尝试集》虽然号称是中国新诗的开山之作，但实际上“以172页之小册，自序、他序、目录已占去44页，旧式之诗词复占50页，所余78页之尝试集中，似诗非诗似词非词之新体诗复须除去44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认为真正之白话诗者，仅有14篇，而其中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三诗尚为翻译之作”。剩下的11首新诗，无论以古今中外何种眼光观之，其形式和精神，皆无可取。

当然，胡先骕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对《尝试集》提出批评的，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客观公正。但《尝试集》的文学价值不高，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胡适自己也承认，《尝试集》“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洗刷过的旧诗。”“第二编的诗，虽然语言形式作了点创新，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也正因为如此，当20年代初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郭沫若的《女神》等新诗集出版后，胡适的《尝试集》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如果说提倡文学革命及其实践活动使胡适“暴得大名”并成为五四时期风云人物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出版则初步奠定了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该书是胡适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译成中文时取名《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增扩改写而成，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后，不到三年，就再版七次，其影响之大，实属空前。原因就在于：作为第一部用西方的学术观念写成的中国哲学史，该书突破了旧学者不敢质疑的经学范畴，把原来只供人们顶礼膜拜、不敢非议的尧、舜、汤、文、武、周公等“圣贤”撇在一边，而从老子、孔子开讲，把历来被人们认为不能议论的“至圣先师”孔子和老子、墨子、荀子等其他哲学家相提并论，正如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所指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