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泰岩：新发展理念催生新发展理论

理念是理论的“纲”，决定理论的观念体系和结构框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形成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理论、新体系、新话语开辟了道路。

构建经济发展新理论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现有的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作为西方经济学重要分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问题，更不可能破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这就需要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经济发展新理论。

构建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新理论。作为发展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一直被推崇为指导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状态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状态的经典理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在一些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这一发展模式，如保持工资的较低水平以增加企业利润，扩大企业投资以加速工业化等。但是，这些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面对我国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时遇到的经济转型等难题时，就失去或部分失去了解释力和应用价值。这也是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未能及时实现经济转型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原因之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将指导我国在以下五个方面构建经济转型的新理论：一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引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二是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三是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四是从注重“引进来”的单向开放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全方位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五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

构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理论。发展经济学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工业化道路，即传统工业化道路。虽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也强调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等对推动增长的重要性，以及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突出知识和信息技术对增长的重要价值，但它主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主要解决的是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新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而忽略了知识经济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知识经济扑面而来，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三元经济结构下的发展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同时推进信息化和知识化，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和农业，就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理论必须解决的新课题。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将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三元经济结构问题提供方向和思路。一是协调工业化与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协调工业化、信息化与城镇化，走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智慧城市建设协调互动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三是协调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走用工业化和信息化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四是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提供巨大市场，为信息化快速发展开辟广阔道路。

构建发展中国家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发展经济学虽然注重技术创新对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其重点是强调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学习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推进技术创新。后发优势理论对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推进技术创新是可行的、有效的，因为这类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通过学习和引进技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加快技术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照这一路径，有效促进了技术进步，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当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需要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上寻求突破的情况下，学习和引进技术对技术创新的贡献就越来越小，因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是学不来、引不进的。同时，知识经济快速发展，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也使发挥后发优势的空间越来越小。创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将指导我国从以下几个方向丰富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理论：一是在一些科技领域占领全球科技制高点，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或前列；不仅要推进应用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整合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进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寻求科学或工程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二是既要立足于自己的力量推进技术创新，也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推进技术创新。三是通过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为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四是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