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我国“十三五”时期一个重大改革战略。从短期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从长远看，它要达到的目标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推进经济长期可持续稳定发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无论是短期任务还是长远目标，都涉及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调整问题。例如，要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就必然会影响相关产业人员的就业问题。而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就必须增强企业活力和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又会引发国有企业和相关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影响相应单位和部门的既得利益。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关系调整势必会影响人们经济伦理观念的重大变化，能否引导好这种变化，将改革的阻力转变为动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发的经济伦理观念变革之一，是就业伦理观念的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任务中，至少前四大任务都涉及大量的从业人员转岗、分流甚至失业的问题。在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失业现象较经济扩张时期更为突出。由于各项社会保障政策都属于托底性质，要想过上更富裕、更美好的生活，转岗和分流人员重新就业或创业才是根本。因此，一方面要依靠政府和企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转岗和分流人员必须转变就业伦理观念。市场经济下的失业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失业；另一类是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又称“需求不足的失业”，指工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与工作条件，但仍找不到工作而形成的失业。在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出现的失业现象属于结构性和周期性的，因而是非自愿失业，但它可能转化为自愿失业。自愿失业是指自愿放弃工作机会而不愿意寻找工作所造成的失业。自愿失业的原因分为社会和个人两大类。就个人而言，过分挑选就业地点、工作种类和工作福利条件以及贪图闲暇与安逸等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如果在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产生的富余人员不愿意转变就业观念，不愿意放弃国有企业员工的身份，或是以原有行业利润高峰期的收入和福利标准来挑选新的就业地点和岗位，就有可能出现从非自愿失业转化为自愿失业的结果。这种结果对失业人员和政府双方来讲都是一种负和博弈，博弈的双方都是损失大于所得，且失业人员一方的损失可能更大。要改变这种结果，使失业人员和政府双方的博弈变为一种正和博弈，就员工而言，应牢固树立自食其力的价值观，崇尚依靠自力更生构建美好生活的行为准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发的经济伦理观念变革之二，是致富观念的变革。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使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即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勤劳奋斗、拼命赚钱，个人财富就会快速增大。实际生活中，一部分人的“快富”强化了这种心理预期，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快富”的经济伦理观。而在今后的较长时期，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与此相联系，多数人的收入和财富增长速度也势必放慢。因此，我们要对财富增长速度的认识做出调整，由急于“快富”和“暴富”的心理转变到“平稳致富”的经济伦理观。“快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因为既然参与市场的每个人的收入主要由技巧和机会混合决定，而决定机会的市场环境是无法预测的，人们的收入只会随市场的周期性变化而变化，绝不是只升不降。因此，每个人，无论贫富，都把他的收入归因于技巧和机会混合作用的产物，这只能是因为我们同意参与市场经济这种游戏所致。一旦我们同意加入这场游戏，并从其结果中获益，我们就有道德上的义务接受其结果，即使它们转而对我们不利。也就是说，由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实际速度必然呈现有高有低的周期性变化。人们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更快、更多地“赚到”财富收入，并不能保证他在经济增速放缓甚至经济衰退期也能同样地“快富”。我们当前之所以不得不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了国际外需环境的变化和中国“人口红利”趋于减少的原因之外，其余因素都与我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缺陷有关，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市场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增长和产品扩张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收入分配不公平、资源和环境保护不严格等等。若不改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和财富攫取方式，大多数人的经济收入增加与生活质量损失增大的“损益平衡点”就会迅速向损大于益的方向转变。因此，转变“致富”的经济伦理观念，从本质上看就是要抛弃过去那种“竭泽而渔”甚至“饮鸩止渴”的财富攫取方式及其所形成的“快富”和财富“只升不降”的伦理观，牢固树立“平稳致富”的经济伦理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发的经济伦理观念变革之三，是政府角色伦理观念的变革。当前我国的产能过剩既有总量上的，也有结构上的。引发产能过剩的原因，既有次贷危机后国际市场变化所造成的，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在市场经济周期规律的调节下，过剩的产能要么被市场淘汰，要么被扩张的经济所吸收。而在我国，除上述原因以外，更主要的是地方政府为追求GDP政绩，拼命招商引资，大量重复建设，过剩产能受到地方保护所致。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都想在“GDP的竞技场”上一展身手，唯独不满足于当好“赛场”的后勤保障和服务员。政府角色的这种“越位”不仅会导致本应为社会民生提供集体主义制度保障的资源短缺，还会助长无效供给，迟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我国提出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有多年，但在很多地方和行业都收效不大，往往是一边淘汰落后产能，一边继续扩张形成更不利的过剩局面，出现“越治理越过剩”的怪圈。这表明，转变政府的职能角色还是一场艰巨的挑战。从现代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基本职能来看，它的最根本角色就是“服务”，即创造条件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在不能行之有效的地方给竞争提供补充；在利润不足的领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这一根本的角色要求出发，政府公共行政的角色伦理必须从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转变到只当好服务员，为社会民生提供真实而必要的集体主义制度保障。

（乔洪武 邓钺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编号【10JZD002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