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高房价阻碍了城市化

国家统计局5月18日发布了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65个，比上月增加3个，下降的城市有5个，比上月减少3个；环比涨幅在1%以上的城市有22个，比上月增加4个，环比涨幅在5%以上的城市有2个，比上月增加1个；最高涨幅为5.8%，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

城市化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扩大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遏制我国资源加速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的希望所在，它关系到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土地、城乡差距以及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带有全局性。自90年代以来，我国本该由需求来驱动的城市化进程，却日渐本末倒置地成了政府主导的城市外延扩张，这导致了在城市改建、扩建征地过程中行为的非规范性。城市化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移，并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无法让农民定居城市的城市化，是伪城市化。我国的城市化形势不容乐观，城镇化率被严重高估，目前农村人口仍至少占总人口比率的65%。而根据中国社科院学者的研究，中国的有效城市化率可能只有28%-35%，因为在现有城市人口中，有近2亿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候鸟”。统计数据表明，农民进城定居的步伐已经陷于停滞。这主要是因为高房价让进城人口买不起房，高房价已成为中国城市化最大的拦路虎。

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随后，很多地区放宽落户条件，但是，农民对此并不领情。根据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不想再回农村的比例仅为14.8%， 有53.8%的明确表示不愿转户口、目前只是暂时待在城里，还有31.4%的持观望态度，视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定。农民不愿“农转非”，这是从“成本—收益”角度出发的理性选择，这种成本收益比较是从净收入的角度来看的。因为随着各项惠农政策的推出，农民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等领域的福利待遇不断得到改善。相反，市民还要承担高房价等压力，这也使一些农民转户进城的积极性受挫。

由于农民进城打工多年还无法定居城市，导致目前农民家庭的生存模式普遍是“务农＋进城打工收入”，这造成了很多问题，如无法发展规模农业、优质耕地大量流失、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留守儿童日益增多等；此外还有农民工与市民间的身份差异带来的歧视，以及群体冲突等，这都是因高房价造成的公正问题。 

农民愿不愿意进城，能不能进城，主要应由市场调节，仅仅靠行政手段很难见效；户籍只是形式，关键是依附其上的公共产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首先要解决高房价问题。高房价只会将中国的城市化引向一条畸形的发展道路。在近几年买房的群体中，首先是投机炒家，其次是年轻的白领和普通城市居民，而真正想进入城市的农民在城市中买房的少之又少，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不幸。房价快速升高的过程就是社会财富迅速向少部分人集中的过程，由此导致财富分配极度不均，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内需不振，阶层固化，不和谐等等。城市化进程受阻使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都大大偏离全球工业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标准结构，由此把中国的农民排斥在现代工业文明之外。为了加快农民进城落户和融入城市的步伐，必须在政策上做出调整，凸显城市户籍的比较优势，如终结“土地财政”、降低房价、允许农民购买经济适用房等都是应有之义。同时，亦应考虑拓宽民营资本的投资渠道，促使其投向更多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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