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文化运动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社会环境

新文化运动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条件的关系。通常认为的新文化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此定义是从政治话语层面的解读，它揭示了新文化运动参与的广泛性、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基本特征。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学领域，进行传播的先决条件。可以说，五四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提供了其必备条件和良好的传播环境。

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次伟大实践，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传播、推广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必备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受众群体。新文化运动发端自文学领域，新文化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整个新文化运动时期，其思想界所呈现的特征是旧有思想体系的崩溃和瓦解，以及新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肇始于文学革命，最终将影响扩展至社会领域革命实践中来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铺平道路。

第一，新文化运动爆发时，正好处于新旧思想交替的时期。按照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本理论，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其本质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体系，由于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其被更先进的意识形态所替代是必然的。但是，旧事物的消亡，由其自身生命力瓦解其过程势必是漫长的。这不符合社会革命实践的需要，因此，其过程势必是由一批先进的社会改革者发现其谬误，并及时对其扬弃所促成的。

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正是这批改革者，包括鲁迅、胡适、钱玄同在内的改革者在进行文学改良及革命的同时，也是对旧有思想体系、道德体系为核心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五四先驱的如椽巨笔，加速了旧有意识形态的崩溃和瓦解，而正是五四这种反传统的精神和文化氛围，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他意识形态的引入和传播，带来极大的便利和生存发展空间。

第二，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使得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优越性、先进性和革命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迅速得到认可。新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更是一场启蒙运动。启蒙的意义在于破除蒙昧，实现理性的回归。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其破除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桎梏，实现了人性自身的解放和回归。

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比以往所有的知识分子更注重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他们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选择和判断上，往往更具理性辨识能力。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意识形态，其本质是先进的、革命的和优越的。但作为意识形态本身，其先进性无法通过其自身言说而为人接受，只有具有充分辨识能力的群体，才能识别其先进性并充分理解，形成该思想体系的信奉者和传播者。

第三，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思想界一大变局。在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新思想如雨后春笋，思想相互碰撞，理论彼此争鸣。新文化运动，为各家思想提供了一个争鸣的平台。蔡元培先生主政北大期间，奉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方针，是五四精神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思想，其在中国社会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之中，缺乏历史积淀。但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可以用“狂飙突进”来形容。在接受的过程中，这种外来思想并没有因为其非本土的、非本民族的而遭到非议和质疑。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起端和第一次高潮。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起端和高潮是在新文化运动之中。“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起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并且很快其迎来第一次大众化高潮。

第一，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译介到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并日渐形成一股思潮。李大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著作，其中包括：《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此后，李大钊又写了《新纪元》、《平民独裁政治》、《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等多篇论文，他开始运用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问题。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相继写了《战后之世界潮流》、《战后之妇人问题》、《今》、《新的！旧的》、《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之方向》、《现在与将来》、《废娼问题》、《“五一节”May Day杂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等多篇文章，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和系统介绍，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功勋可谓是筚路蓝缕居功甚伟。此后，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将自己治学的重点自觉转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研究，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的译介，在思想领域，涌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和学习小组。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经历了多次选择、迷茫和彷徨之后，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看到希望。他们希望在中国可以复制苏俄革命的胜利，因而，对于布尔什维克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浓厚的兴趣和好感。这些组织和学习小组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时，很多人也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些研究社团和组织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很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日渐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组织的出现和壮大不但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为系统化专业化，使得其成为一种学术氛围，更是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出现。

第三，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门，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与日俱增，而马克思主义从五四时期众多的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潮。这主要表现在，其受众规模越来越大。在当时的思想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门哲学思潮的影响。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期间，开设了介绍社会主义内容的相关课程，通过演说等方式直接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民间。从1920年9月开始，李大钊首先与进步教授陈启修合作，在北大政治系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讲授的内容主要是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10月初，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系、历史系、法律系和北京高等女子师范、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高校，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

综上所述，五四期间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在学术上大大推动了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进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飞跃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催生了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这个意义讲，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功绩是不可估量的。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历史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只有使广大受众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先进性优越性和革命性，才能使更多大众参与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