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理性发展方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判断、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战略性抉择，其核心是转变发展方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视角来思考。

第一，有效增长与告别速度情结。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我们充满自豪感和成就感，也使我们形成了惯性思维和速度情结。现在增长速度下降，往往从情感上接受不了，有的还认为现有的就业和分配格局是在高增长的背景下形成的，已经形成了速度刚性。由此有人主张继续扩大总需求，使增长速度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商品包括使用价值和价值，个别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要通过交换通过价格才能实现。如果你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虽然耗费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也反映了经济的增长，但凝结在卖不出去的商品上的劳动就是无效劳动。因此，经济增长应该是有效的增长，无效的增长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由此可见，中央横下一条心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单纯地刺激总需求，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全要素思维与理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把落脚点放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总书记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性。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投入的所有要素的价值总量与产出的价值总量之比；二是强调全社会及整体的要素之和的生产效率；三是全要素运用的可持续效率；四是在要素构成中体现“全”，至少包括劳动、生产资料、资金资源等要素，还包括技术、组织管理、专业化水平、生产或商业模式等要素；五是各要素的合理结构和有效配置。

可见，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总体发展的效率，全要素思维就是理性和科学发展的思维。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发性、盲目性，以及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地位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不是放任市场自发调节，以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实现暂时的均衡，而是通过改革和其他措施，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实现积极的动态平衡；其次，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格局，兼顾公平与效率；第三，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能够兼顾经济效率与公共利益、兼顾局部与全局、兼顾眼前与长远。

第三，科技创新与赶上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历史的纵深谈到技术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并且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发，强调要抓住机遇、推进科技创新，赶上和引领时代。在肯定我国的一些企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经验时，也列举了手机和显示器等自主创新的案例。他还强调指出：“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这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我们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四，人的创造性与发展动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既见物又见人，探究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注重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首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第一是作为生产目的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第二，作为生产要素中最活跃因素的人。第三，作为创新主体的人，创新创业都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第四，作为消费者的人。第五，作为人力资源的人。科技进步会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此背景下，还要关照就业和劳动力优势的合理运用。

马克思写《资本论》，从商品切入，分析交换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揭示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可以从人的分析入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第五，结构改革与历史担当。

相对于刺激总需求，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难度要大得多。改革开放以来较长一段时间，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多是增量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更多地触动存量，富有挑战性，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复杂的社会问题，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的历史担当。

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30多年来中国发展进步的实践就是改革开放的实践。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还说，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通过改革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活力之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鲜明特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经济理论新的分析框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如前所述，它与过去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的不同在于：主要靠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它不仅仅是财政、税收或金融等单一政策的运用，也不仅仅是资金和项目的引导，而是综合改革、综合施策，是体制机制创新、是标本兼治。这相对于仅仅从需求总量入手思考财政、金融松紧搭配的宏观管理分析思路，应该是新的突破，也自然是新的分析框架。

跟踪体制机制创新实践，深化规律性认识，形成学理性支撑。

从实际操作层面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针对性在于解决供给结构错配的问题。涉及消化过剩产能，包括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涉及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涉及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涉及科技、工艺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等等。当前的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但这些都不仅仅是临时应急性措施，着力点在于体制机制创新。

比如，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起产能饱和动态预警机制；低端产能市场退出机制；过剩产能淘汰机制；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扶持机制；科技创新、工艺革新、技术发明激励机制；行业供给能力评估发布机制；需求变动趋势分析预测机制；全要素生产率统计评估机制等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体制机制创新，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追求，又具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可治理性，我们要跟踪实践，深化规律性认识，形成学理性支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起的体制机制创新，将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西方经济学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前，只有微观经济学，实施凯恩斯主义后才有了宏观经济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管理是一个世界级的大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有效地应对而且完全有条件应对这个大难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起的体制机制创新，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作者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