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干部召回也当“精准化”

针对有的驻村帮扶干部搞“走读式”“挂名式”帮扶，有的驻村干部“只转转、不用心”“只谈谈，不落实”的问题，今年4月，云南省实施了《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召回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截至目前已有1117名驻村扶贫工作队员被召回。（8月16日《中国青年报》）

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干部驻村扶贫在不少地方都有推行。而对之实行召回制，云南当属先例。所谓召回，即是将那些搞“走读式”“挂名式”帮扶，“只转转、不用心”“只谈谈，不落实”的驻村干部调回原单位，并就具体情况进行处理。其出发点和针对性显然是好的，只是这一制度要真正落实好，发挥预期中的作用，恐怕也得“精准化”实施。

对扶贫干部进行召回尚属首例，但干部召回制本身已算不上新事物。2014年，贵州黔西南州就曾率先在全体干部中推行了庸官召回制度。但在落实中，这一标榜对所有官员都一视同仁的制度，还是引发了一些争议，比如，在庸官的评价标准上多有模糊，如“庸”和“腐”、“违纪”和“违法”都以召回的名义被“一锅端”，留下了“召回”是否会沦为另类保护的疑问。那么，对于存在问题的扶贫干部予以召回，首先同样需要在标准上把好关。

根据云南省的《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召回办法》，干部召回的标准包括，因能力素质不高，不能胜任脱贫攻坚任务；作风不实，履职不力，造成不良影响，干部群众意见大；无正当理由不在岗；季度综合排名全县末5位等等。同时根据不同情形，对召回的驻村工作队员采取正常调整、组织培训、批评教育、书面检查、诫勉谈话、免职撤换等处理措施。至少看起来，这些标准和相应的召回后处理方式，应当是比较全面的。然而，到底如何区别干部主观上的不作为和客观上的能力不足的问题？扶贫毕竟不比其它工作，其成效恐怕很难立竿见影，若过于依赖季度综合排名和末位淘汰制，又是否会助长急功近利的扶贫方式？这些都需要予以精准的预防和解决。

对于到底哪些干部需要召回，当地采取的是监督检查组“不定期、不打招呼”的定期暗访方式，这当然有必要。但还要看到，什么样的干部是“挂名式”扶贫，也应该尊重地方民众的意见才是，他们或许比督察组更有发言权。而在现实中，也恐怕并非是所有干部都胜任扶贫工作，那么在派驻干部驻村时，在选择上就应该做好前置的筛选工作，此举既能够保证“召回”的公平性，也能够有利于提升扶贫的效率，防止一些干部带着“镀金”、“浑水摸鱼”的心态加入扶贫队伍。

大面积的派干部驻村扶贫，体现了地方政府对扶贫的重视，对“不合格”的扶贫干部予以召回，也是对此设计的监督制度。然而，扶贫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要防止派驻制度流于形式，也要防止召回制在现实中带来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比如，仅云南省目前4万名驻村干部中就被召回了1117名，从数量上看确实非少数。那么，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不合格”的驻村干部，除了要对不同性质的问题干部加以有区别的处理、问责，也更应该反思驻村制和召回制本身所可能存在的缺陷，并由此加以改进完善，别让驻村制和召回制掩盖了精准扶贫更深层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