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自觉承担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历史重任（2）

二、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气势恢宏的理论架构，涵纳宇宙与人生，融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于一炉。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

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认识工具，有助于我们克服专业学术研究的局限性。现代学术分工，使得学者在越来越窄的领域中知道越来越多的事情。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也要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突出一面，不论另一面，以这种思维方式来看待世界，容易造成一叶障目。马克思主义指出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分清主流与支流，既要有重点论，也要有两点论，既见树木，更要见森林，既要分析现象，更要揭示本质特征。这些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不但有助于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有助于克服我们的“学究气”，应当成为我们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学术创新的理论富矿和研究许多中国问题的理论原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光辉论述，对于理解当今的中国与世界仍然深具洞见，对于我们的学术创新仍然深具启发意义和指导意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回顾社会主义500年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为谁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越是深入研究和认识国情，就越能深刻领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真理的光辉。这一理论体系是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实践进一步，理论长一寸。它是实践探索的理论结晶，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它还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的理论武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构建，要自觉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一些经验性概括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提炼，形成学术理论。

三、借鉴西方理论资源，从模仿研究走向自主创新研究

从总体上看，中国思想的对外开放基本点是向西方开放，全面学习、引进西方，好处是使中国学术界大开眼界，获得前所未有的知识来源，中国学术界大规模地融入到世界学术平台之中，开始有了一席之地，发出了“中国声音”。

但同时也应看到，当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缺乏中国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做支撑。言必称希腊，一味强调与西方接轨的后果就是学术自主性的丧失。西方的话语理论体系是和西方道路选择与制度建构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对于启蒙时代以来现代西方道路自我合理化的建构。以这一理论体系套用中国实践不但会离题万里，言不及义，更重要的是授柄于人。即便是中国学者，只要不是用自己的眼睛而是带着西方有色眼镜看中国，看到的就是扭曲的中国和负面的中国，而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中国就会被滤掉，结果是落入了西方话语陷阱，进而丧失文化自信和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权。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抽象普世论背后实际上是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混淆的机械思维。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是人类在客观条件制约下的自我建构和自我实现的过程，由于各国对于理想社会形态设想不同，面临的客观条件制约不同，使得在社会科学领域人类可以有共通的规律，同时又有特殊的“道理”，前者体现实践的客观性，后者体现主观能动性。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文学，越是偏向“人心”的学科，个性越强，共性越弱。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的不同具体实践会产生出不同的、但是可能同样有效的道路与制度体系，同样也可以构建出不同的话语体系。

普遍性只存在特殊性之中，真正“普世性”必然是建立在多元性之上。反过来，任何成功的、有效的独特探索都具有普遍意义。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各有千秋，各有长短，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中国实践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为十几亿中国人民找到一条光明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有着共同处境的国家指明了发展的新方向。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与中国模式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和借鉴。

面对着一个基于西方社会实践，经过二三百年发展已经日趋成熟和精细并主导世界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往往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如果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考察中国的实践，经常是驴唇不对马嘴，即便削了中国足，也未必能够套上西方的“履”；如果抛开西方理论另起炉灶，显然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甚至会造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倒退。这就要求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过程中，需要洋为中用，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创新研究。吸收和借鉴西方理论特别是研究方法中合理的部分，形成既自觉自主，又可以开展国际对话，既以中国为中心，又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学术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尝试“倒置的实证主义”，即改变套用西方文献提出研究假设，再用中国经验来证实或证伪假设的做法，而是从中国经验出发，与西方理论开展对话，概括出新的框架、理论，并进而对理论推演的命题进行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