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陷阱， 如何化危为机（2）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仅靠单方面善意是不够的

国际观察家普遍认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届执政团队任务更重，现实挑战性更强。

挪威国防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荣英格早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初就指出，与以前相比，习近平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他不得不应对繁重的发展任务，继续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同时也要通过安抚邻国来维持稳定的外部环境，还得避免地区危机甚至大国对抗”。

确实如其所言，对习近平而言，不仅国内改革发展步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在对外关系处理上，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也成为一种现实考验。

2012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是中国经济实力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登上世界亚军的位置，也标志着中国的大国地位正在快速上升。

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该报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

当时，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传统强国发生冲突。”

针对这种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至此，“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国际关系中炙手可热的议题。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因此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

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看来，当一个崛起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矛盾冲突，多以战争告终。在修昔底德撰写的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作者以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为例：在当时的“崛起大国”雅典领头的提洛同盟与“守成大国”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爆发的战争，最终持续了27年，以斯巴达获胜告终，也使得整个希腊由盛转衰。

“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对于雅典崛起的担心，使得战争无法避免。”修昔底德总结说。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拉汉姆·阿里森的研究，从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近500年间，在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中，其中有12组陷入战争之中，只有4组成功逃脱“修昔底德陷阱”。落入陷阱的例子不可胜数：19世纪末的德国和英国，20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最终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甚至世界大战。

因此，在格拉汉姆·阿里森等人看来，如果从历史的轨迹上来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崛起大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战争和剧烈冲突似乎“难以避免”。

如果单纯按照修昔底德与阿里森等人的逻辑，中美之间确实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关口——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按照保守主义者的思维，中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抗、摩擦、猜忌，也为“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担忧的可能。

而美中对抗的现实也佐证了两个大国的确存在日趋激烈的战略竞争和角逐，这从美中对抗的新战场——中国南海，就可见一斑。

2015年3月，美国“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闯入中国南海水域，这是美国在南海威逼中国的再一次强力秀肌肉，美国航母战斗群在中国“两会”期间出现在本已风高浪急的南海，很显然是美国对中国以及周边地区国家发出的明确威慑信号。前美国海军舰长、新美国安全中心专家杰瑞·亨德里克斯(Jerry Hendrix)表示，凭借全套航母战斗群以及指挥舰，美国海军表现出其利益范围和在全世界投放力量的能力。

美国向中国南海投入越来越多的海空实力，美国智库还发表报告，推演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的可能性。这些威慑性举措都在暗示，美中合作关系确实存在坠落的风险。

习近平对美中关系面临的复杂形势是早有预判的，他在上任执政伊始，就明确提出要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并且率先为中美关系定调——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的真诚和远见也得到了美国战略层的积极回应，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均不止一次表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已成必然。

但谁都清楚一个事实，博弈是双方的事，合作也是双方的事。仅靠中国单方面释放善意，并不能为中美矛盾解套。加强中美战略互信，消除战略互疑，需要中国降温，也需要美国撤火。中美之间能否避免迎头相撞？这种博弈的主动权其实并不完全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中。习近平能否纵横捭阖，用强有力的震慑手段遏制极端人物的野心冲动，用来自东方的人文情怀化解顽固的战略误解坚冰，既考验着他的胆气，也考验着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