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坤：乡村重建亟待文化自觉与智识嵌入

对乡土社会的记忆和愁绪，伴随着中国文明的盛衰起伏而注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灵与肉之中。纵使时空流转，依此情愫记忆，或概览贤达诗文，即可畅游天地之间，遨游往来古今。此之意境，可以说构筑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乡村社会的心灵意象。而在现代社会，对乡村的“思”或“愁”在情绪化表达的意义上，是指城市人面对都市生活压力后对历史中可能存在的理想社会形态的向往与期冀，而终其得以广为弥漫根源于城市和乡村在现代化意义上的地位演化发生巨大差异的社会事实。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城乡关系的意义上确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资源调控与分配机制。在社会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城市最终成为资本、人员、信息的流动高地。而乡村则在各项领域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从田园牧歌、诗情画意的古典神话退化为贫穷、落后及破败的代名词。

从现实来看，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是城乡关系失调的最显著同时也被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目前对于乡村重建的未来期许和具体规划也在推动城乡产业融合的路径中展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作为新型城乡发展关系的核心要求。以经济发展问题为核心，并且根据城乡产业结构的实际特点打造互补性优势，这无疑为破解乡村发展难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不可否认的是，激活现代经济需要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为基础，欧美国家的做法也证明了创造“资本”流入渠道以及扩展渠道宽度对于乡村建设的重要意义。然而，是否凭借“资本下乡”就能够在根本上重构乡村社会的内在动力，关于这一点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商榷。事实上，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的治理危机、环境破坏、道德衰败等内隐性问题往往受人们对乡村败落的习惯认知而长期得不到关注和解决。而且，在协调中国城乡关系的诸多策略中，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往往可以通过国家的制度投入和政策补给得到缓解。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地区在生产关系改革领先城市，生产力发展成效卓著，农村居民在此期间（1980—1985年）的收入增长速度甚至高于城市居民。但对乡村经济社会重建构成最大挑战的，乃是因乡土文化和乡村精英阶层在内外因素的作用而崩溃瓦解后，其自然性发展机理被迫中断，进而缺乏完成面向现代性全面转型的持续动力。尽管近些年其重要性得到足够重视，但由于城乡在经济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差别不断拉大，乡村精英不可阻挡地被城市抽离。乡村精英的流失，使得乡村社会“能者不治，治者不能”的尴尬局面尤为凸显，也使得本已非常脆弱的乡村治理更加失去人力和智力资源的支持。这种状况自然使得乡村治理处于一种散漫、无力的失序状态。虽然乡村重建过程中不断有资本入驻，但是现代智力资源的匮乏，导致乡村的建设改造收效甚微。

近代以降，乡村社会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激荡而起伏流变，而对其命运的关怀也贯穿了百余年的中国历史长河。在上世纪4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便对中国人的“乡土本色”进行了极为周详且深刻的透析，同时也提出了“西化”对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本土文化严重冲击的些许担忧。面对改革开放初期更加严峻的全球化趋势，费孝通主张通过“文化自觉”运动重塑中国文化根基并予以回应。文化自觉在根本上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当然，费孝通的关切并非是“文化返祖”，即排斥一切与中国传统文化意象格格不入的任何现代性事物。实践证明，一旦违背整个中国转型进程的演化规律，那么最终结果也仅仅是在现代化的外表下糊上了中国传统的“花架子”。“文化自觉”的缘起乃是民族虚无主义在狂飙突进的现代性大潮中肆意泛滥，因而其核心议题也自然指向了传统型国家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在确立文化根基重构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以及作为其重要环节的乡村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的同时，“人”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这也是乡村重建能否在实践层面得以复兴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城市化进入成熟阶段后，“资本下乡”具有强烈的主观动机以寻觅价值创造的良机。而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乡村管理机构通过改善制度环境，加大政策扶持和法规保障的力度等措施都从外力予以了有效激励，这在物质层面构筑了乡村产业转型的现实条件。但由于科学规划和市场运作机制的缺失，大量注入乡村的社会资源往往难以真正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长期以来，政府单一的行政调控体系机制对于深入推进乡村建设规划迅速落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崛起的背景下也极大地影响了规划决议的最终效果，致使优良的资源环境常常遭受到严重破坏。在新一轮的乡村建设中，乡村规划从设计到实施必须以智力资源的嵌入为前提，也就是引导精英群体进入乡村，参与乡村重建，他们所提供的智力资源才能保证乡村规划的科学性，为乡村重建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同时，文化精英的嵌入必须保证与乡村资源契合的精准性。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组织进行乡村发展规划论证以及制定工作时，所邀请的专家学者必须是与该领域密切相关的人士；另一方面，乡村也要通过自身文化再生产活动，创造出吸引城市文化精英的文化资本吸力，以精英群体的文化实践推进乡村文化的启蒙与觉醒，增强传统文化资源与社会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共契与融合。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远景必须是以乡村经济现代化和社会文明化为根本指向，而关键在于是围绕“资本—知识—权力”建构动力机制。在实践中，则必须以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为物质基础，并依靠文化自觉运动塑造新时期的乡村文化根基以及通过智力资源的精准嵌入，以提升乡村社会文化再生产的能力。这也是推进城乡协调互补发展并建构通往“美丽乡村”和“中国梦”宏伟愿景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