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应对

80年前的万里长征，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在云谲波诡的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万里长征，显示出党应对危机、驾驭全局的高超的战略应对。长征中的危机有哪些？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应对的？对今天又有什么启示？国防大学教授王晓辉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记者：谈到长征，人们一般都会把长征与胜利联系起来，您为什么会把长征与危机联系在一起？长征危机具体所指是什么？

王晓辉：长征胜利是彪炳中国革命史册、光耀华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长征是在中国革命严重受挫、全局处于被动与危机情势下，党和红军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与突围，长征胜利的背后是党和红军付出的巨大牺牲与损失。因此，只有了解长征背后的危机，才能深切体会到党和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英雄壮举，才能牢牢铭记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

长征中的危机是指长征前与长征中出现的多种危机与挑战的复杂交织，具体来说，主要有三大危机：一是长征潜藏着中国革命最深层的领导危机；二是全国各路红军作战遭受失利带来的最紧迫的军事危机；三是党和红军内部出现的分裂危机。

记者：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破解长征最深层的领导危机的？

王晓辉：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与长征初期的惨重代价证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根本承担不起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战略重担，中国共产党独立决断，果断解除共产国际指派代表的领导指挥权，结束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第一步，在确立红军今后战略转移方向的斗争中，成功地限制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权。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一步步地得到党内支持，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主张则一步步被否定，为重组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步，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改善军委领导方式。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集中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并适时改组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机构，取消了由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持的军事“三人团”，建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红军作战。第三步，召开扎西会议，从组织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而一举破解了中国革命和长征中最深层的领导危机，中国革命和红军迎来了前途命运的重大转折。

记者：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战胜长征最紧迫的军事危机的呢？

王晓辉：主要靠因敌制变、灵活用兵。红军长征是在敌情异常严峻的环境中进行，时时危急、步步惊心。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红军逐渐扭转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第一，中革军委加强对各路红军的统一战略指挥，使各路红军的战略协同与策应明显加强。第二，走得巧。红军行踪飘忽不定，牵着敌人的鼻子，使其疲于奔命，正如敌人所说“红军转个弯，国军跑断腿”。四渡赤水、佯攻贵阳与巧渡金沙江都是红军高度灵活机动作战的经典战例。第三，打得活。红军避实击虚，出其不意，迅速吃掉孤立与来围之敌，恰如红军二渡赤水后再占遵义城，击溃和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长征胜利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路线的恢复和发展，是红军摆脱困境、革命转危为安并走向胜利的枢纽。

记者：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坚决而有效地消除了内部的分裂危机呢？

王晓辉：主要的做法有两条：一是坚守原则，统一军令，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二是讲求斗争策略，既消除了分裂危机，又有力地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内部团结。

1935年6月，经过艰难转战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者张国焘拥兵自重，个人权欲野心急剧膨胀，以“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按兵不动，并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擅自率部南下川康边并成立第二“中央”。中共中央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从两河口会议开始，中共中央重申红军指挥权集中于中革军委手中，要求中革军委加强对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指导。同时，从维护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为争取张国焘率部北上，中央并没有向全党公布俄界会议决定，也没有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将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区别开来，使全党全军同志受到了一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斗争与讲求策略的努力下，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率部北上，保证了党的北上抗日方针的实现。